近日，由洛阳日报报业集团“掌上洛阳”客户端举办的《二里头对话三星堆》直播节目，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
三星堆文物频频“撞脸”二里头
有趣的是，即便文物形象已经过艺术加工，但依然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频频“撞脸”二里头遗址，这又是为什么呢？
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铜牌饰
“这并不稀奇！”高大伦说，梳理二里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不难发现，“同款”文物有很多。二里头文化中的一些器物可以被称之为标准器，比如陶盉(hé)、小平底罐、豆等，这些器物不仅在二里头遗址中大量的发现，并贯穿整个二里头文化四个文化时期，其同时也在三星堆遗址大量出现。特别是三星堆文化中突然出现的陶盉，在当地并没有渊源可寻，而与其他地区同类器物相近似，但追本溯源，应当是来自于二里头文化。
“就像做川菜回锅肉一样，虽然各地风味、做法不尽相同，终究仍是一道菜。”高大伦说，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会结合当地特色，从而令表现出的文化元素有添加、有损耗，但这些细微的差别并不影响判断其整体的渊源与关联。
二里头与三星堆可能有相似礼制文化
不仅两者之间出土的陶器颇有相似，一些具有礼制象征的玉石器、铜器也有不少“同款”，比如牙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高大伦说，铜器和玉器在彼时属于贵重物品，其材料与工艺一般被社会上层统治阶层垄断，并主要用于祭祀等宗教礼仪活动。而在原始宗教时代，王权与神权往往紧密结合，除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人像、面具和神树等“地方特色”外，牙璋、铜牌饰、铜铃等文化因素则应当来源自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牙璋
“牙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种被普遍接受并具有强烈礼制意义的政权象征物。”高大伦说，牙璋存续的时间很长，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在夏商时期趋于兴盛，与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几乎“同频”，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二里头与三星堆出土的牙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表现出“龙”的形态。
高大伦解释，三星堆遗址的牙璋主要出土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大体上属商代晚期，时代上显然晚于二里头文化。但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却并未发现完整的牙璋，三星堆文化中的牙璋应当可追溯到二里头文化中去。这表现出两地之间可能有同一种“崇拜”与“信仰”。
为什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牙璋与二里头在时代上已相差很久，但形制却几乎一模一样呢？高大伦说，不能排除这些牙璋制作年代较早，甚至产地不在三星堆的可能性。牙璋作为珍贵的礼器，世代相传是较为合理的推断。此外，二里头文化中的铜牌饰、铜铃等传统，在中原地区比如殷墟遗址也并不多见，但在三星堆遗址中却得到了延续，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似的礼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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