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中的包公(资料图片)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说，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包拯不同，人们对他的想象，几乎都是脸黑如炭、八面威风、执法如山、能断阴阳……如果你说人人敬仰的包青天其实个子不高，还是白面书生，恐怕大家会吃惊得瞪大眼睛。
包拯究竟什么样儿？国庆节当天，我到巩义市芝田镇后泉沟村拜谒了包公墓，就是想在这个历史上长期隶属洛阳的地方，尽可能地还原这位千古名臣的真实人生。
至孝之人 弃官侍亲
芝田镇历史悠久，相传是仙人种植仙草的地方，最初得名应源自三国时曹植《洛神赋》。
北宋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皇陵选在今巩义市西南接近洛阳的地方。包拯64岁病逝，陪葬真宗永定陵，当地至今留有墓冢。不过，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青天大人，其实并不像戏曲中那么风光。
据宋史等资料记载，包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公元999年，是春秋时楚国忠臣申包胥的第三十五代孙。他的祖父包士通是读书耕田的平民，父亲包令仪进士出身，官至刑部侍郎，后来告老还乡。包拯本来有两个哥哥，但都去世得很早，父母便将所有的关爱倾注到包拯身上，悉心培育这棵独苗，包拯也对父母十分孝顺和依恋。
公元1027年，29岁的包拯参加科举考试，与文彦博等人成了同榜进士。不过，他的官运似乎还没有到来。朝廷先任他为大理评事，不久又任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这本是不错的历练机会，可是父母年事已高，不愿随他到江西赴任，他只好放弃这一机会，留在家里侍奉双亲。公元1033年，朝廷又委派他到离家不远的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他赴任几个月后，委实放心不下家中年迈的父母，再次弃官。
在今人看来，包拯老大不小了，不说早日出仕建功立业，固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似乎有点死心眼儿。然而，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百善孝为先”，孝是立身之本，不孝之人没有资格立于天地之间。因此，包拯在仕途与亲情之间选择了后者，也很自然。
二老相继离世后，包拯又按礼制守孝三年，仍徘徊在父母墓园不忍远离。直到公元1037年，“里中数老皆来劝勉”，年届不惑的包拯才“赴调，知天长县”，正式踏入官场。
关于包拯断案的故事，后人演绎的成分较多，宋史记载的只有这么一件事：包拯任天长知县时，有人盗割牛舌，牛主人来衙门告状。包拯告诉他，回去后把牛杀了卖掉吧！当时私杀耕牛是违法行为，果然，牛主人杀牛后，很快有人前来揭发。包拯当即喝问对方“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那人见自己的伎俩已被识破，不由得十分惊服。
包拯“善断狱讼”的名声就从这里流传开了，以至于如今的包公戏基本离不开他如何善断奇案、昭雪沉冤等。事实上，除了“牛舌案”，史书再无包拯断案的其他记载，他的政绩也并不在断案上。
峭直之人 公正廉洁
由于在天长县任上的出色表现，公元1040年，42岁的包拯升任大理寺丞，成了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
当时，端州出产一种名砚，叫端砚。端砚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是朝廷钦定的贡品。以往的端州知州征砚时，除了进贡朝廷外，还要增加几倍以贿赂京中权贵，从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包拯上任后，一改多年陋习，下令严格按照进贡数目征收端砚，谁也不能多拿一块。离任时，他连平时公堂上用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不持一砚归”。当地百姓感念不已，悄悄地将一块名贵端砚用黄布包好，藏到船上，包拯发现后，将其掷入江心。如今，当地还有砚洲岛、黄布沙的地名，相传是包公掷端砚留下的遗迹。
在端州时，包拯还留下了一首诗，也是他一生中唯一流传下来的诗——《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首题在端州郡守府第墙壁上的诗，可以说是包拯为官做人的行为准则，也是他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公元1042年，因政绩斐然，45岁的包拯被朝廷任命为监察御史，当了京官。虽说这只是没多少实权的“言事官”，就是每天“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负责监督百官，可对于秉性峭直、不通世故又不爱拉帮结派的包拯来说，这个职位再合适不过了。
当时，由于推行范仲淹“庆历新政”，朝廷正陷于守旧派与革新派的党争中。包拯冷眼旁观了一段时间，突然上了一个奏折，抨击新政中的一项人事制度改革。保守派大喜过望，以为他成了自己阵营里的生力军。可是，新政被废后，包拯又上奏折，建议皇帝保留其中一部分内容。人们弄不明白：这个包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到底是哪一派的人？
其实，包拯没有故弄玄虚，他是本性如此。宋史说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失去父母之后，他也没有几个走得近的亲人、朋友，只是一个人独行，向着既定目标永不回头。
任监察御史期间，包拯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意见，比如要严厉打击贩卖私盐行为，不能对西夏纳贡求和等。他还曾出使契丹(辽国)，辩得对方无言以对，维护了大宋的尊严，回来后则建议朝廷练兵选将、加强边备，以保不丢失一寸土地。
铁面无私 弹劾权贵
包拯虽然将近40岁才正式踏入仕途，担任过的职务却不少。公元1046年，他被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掌管全国户口、税收等；然后担任京东、陕西转运使，负责当地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他重视体察民情，每到一地都以减轻百姓负担为己任，并提出了“宽民利国”的思想。两年之后，他又被召回京，升任户部副使，其间亲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奏请朝廷将养马的田地还给农民；又到运城(今属山西)改革盐税法令，以利于商贩营业。
公元1050年，包拯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天章阁那个职务没什么，只是让他多了个“包待制”的称呼；关键是兼任谏官，使他可以向皇帝进谏所有涉及朝政的弊端，这个权力就大多了！
包拯自身清正，内心敦厚，却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最看不惯权贵欺压百姓，曾直斥贪赃者为“民贼”。如今，他向那些贪官、酷吏、宠臣发起猛攻的方式，就是连续不断地进行弹劾，直到对方被降职、免官、法办才罢。有人粗略统计，被他“拿下”的位高权重者不下30人，其中有不少人犯了震动全国的大案。
比如，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劾酷吏王逵，称他贪赃枉法，心如蛇蝎，残害百姓，最终将他拉下了马。王逵是宋仁宗的宠臣，这个人先向皇帝告状，说陈州(今属河南)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时人皆知任中师清廉，王逵贪婪，明摆着这是恶人先告状，却没人敢去调查。只有包拯不畏强权，毅然来到陈州，弄清真相后返回京城，要求朝廷将王逵撤职法办，并将多收的钱粮还给百姓。早期的包公戏《陈州放粮》，就是根据此事创作的。
仁宗专宠张贵妃，为得美人欢心，破格提拔她的伯父张尧佐，使其在一年内晋升四次，身兼多个部门要职，令群臣目瞪口呆。包拯不顾忌皇帝的面子，首先站出来弹劾，其他谏官也争相抨击。可是，这次仁宗也生了气，将“国丈”的职位不降反升。包拯一见，继续弹劾，甚至骂“国丈”是“魔鬼”、“垃圾”。仁宗不吭声，仍然一意孤行，包拯再次弹劾，最后干脆闹成了“廷辩”，就是和皇帝当面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包拯言辞激烈，唾沫星子都溅到了皇帝脸上，仁宗气得拂袖而去。
最后，张尧佐不得已主动辞去部分职务，才算平息了众怒。仁宗也批评了包拯等人的过激行为，规定以后若要这样弹劾，必须事先申请。遇到包拯这样的谏官，连皇帝也畏惧三分。
据说，包拯因弹劾诸人过失太出名，甚至带动了“包弹”这个词在当时官场的流行：为官清正、无可指责的叫“没包弹”，有污点的则叫“有包弹”。不过，这个词并非新发明，早在唐代李商隐的《杂纂》中，已有“筵上包弹品味”的用法，这里的“包弹”意为批评、指责。（记者 张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