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考中进士以后，曾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的秘书长(主簿)，后因官员选拔机制调整，调任国家文史馆(秘书省)的校对员(校书郎)。因其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西京洛阳任地方法院法官(推官)。
唐宋八大家，苏家独占其三(苏洵、苏轼、苏辙)，在当时文化界无出其右，在中国文化界亦占重要地位。
苏辙在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考中进士以后，曾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的秘书长(主簿)，后因官员选拔机制调整，调任国家文史馆(秘书省)的校对员(校书郎)。因其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西京洛阳任地方法院法官(推官)。
苏辙的聪明是不必说了，他的思辨能力更是厉害。《智囊》中的一个故事，充分展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华。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朝廷监察部长(御史中丞)李定因为是改革派王安石的学生，对保守派苏轼、苏辙两兄弟非常不待见。他和手下找来苏轼的诗，断章取义，诬陷其讥讽朝政。苏轼诗作现今仍保留有3000多首，何况在当时呢。随便找来些诗句，鸡蛋里挑骨头，安上莫须有的意思，也是太容易的事情。这等小伎俩，一般人笑笑也就算了，可神宗赵顼竟然信了，随即将还在湖州担任知州的苏轼逮捕入狱。这就是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规矩，加上宰相吴充、曹太后，甚至王安石也出面讲情，神宗才算饶了苏轼一命，贬为黄州(湖北黄冈)的一个名誉地方官(团练副使)。
当苏轼还在御史台(乌台)监狱里关押之际，退休在南京(今商丘)的前宰相张方平就给神宗写了一封信，想替苏轼求情。可这封信怎么才能送到神宗手上呢？想来想去，觉得夹带在官府里的奏折中最为便捷。可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避之犹恐不及，哪个官员敢冒险帮“离休干部”张方平这个忙！
张方平不死心，他采取了一个极端措施。
张方平让自己的儿子张恕带上信，去开封的登闻鼓院(击鼓上闻的机构)擂鼓进书。可张恕这个“官二代”虽为孝子，但没胆子，在院外徘徊了几趟，愣是没敢进去！
4个月以后，苏轼出狱。司马光的学生、曾担任谏议大夫的刘安世让苏轼看了张方平写给神宗的求情信副本，苏轼看了以后，脸色煞白，吓得直吐舌头。刘安世问他这是怎么了？苏轼摇摇头，始终没说一句话。
刘安世感到很奇怪，将这事告诉了苏辙。苏辙拿过那封信一看，抖了抖信纸，说：“我哥他吐舌头，正是觉得多亏了张恕呢！”刘安世问：“为啥？”苏辙说：“东坡其实哪有什么罪过，只是因为他名气(才情)太大，风头盖过了朝廷(暗指神宗)的缘故啊。”苏辙指着信上写的文字说：“你看，这写的什么，‘实天下之奇才’，啧啧，这不是给东坡上‘眼药’吗？皇上看了还能有好气？”刘安世挠挠头，说：“在理！那这句话该怎么说才能救东坡先生呢？”苏辙笑了，说：“只要在信上写‘本朝从未有过杀士大夫的先例，如今陛下的做法，就等于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后世子孙自此必然以陛下为挡箭牌，大开杀戒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宗注重名声，怕人说他不讲道义。这么写，或许可以起到救人的目的。”刘安世连连点头。
帮忙本是善事，但有正反两说。正帮忙，从效果看，无外乎两种情形：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反帮忙，也就是帮倒忙，虽是出于善意，其效果却往往火上浇油。张方平因与苏轼是忘年交，帮忙无疑是善意的；可具体实施的时候，既不看对象，又不想策略，不但起不到救人的目的，反倒有可能激怒神宗，害死了苏轼。所以说，有智行坦途，无智坠深渊，不可不细细品味。
下一期，我们将讲述西汉时洛阳一位地方官——严延年的老母亲睿智劝解儿子不要严刑峻法、一意孤行的故事。敬请关注。（沙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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