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为十三朝古都，帝王将相在此纷纷亮相，京城的辉煌遮蔽了洛阳县的称谓，使其县名不彰。与位高权重的帝王将相相比，洛阳县县令大多默默无闻。洛阳县之外的新安县、永宁县(今洛宁县)等县县令同样鲜为人知。在这里，《洛阳晚报》记者为您讲述洛阳及诸县县令的吏治故事。
明代万历年间偃师县知县吕纯如在公务之余，致力教化民众，躬劝农桑。同时，他还遍访偃师境内古迹，立祠立碑，以志不朽，为偃师留下许多人文景观。从吕纯如撰写的《学古适用篇》书稿可知，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其倡导的“学古适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为颜真卿墓立碑
吕纯如，字孟谐，一字益轩，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考中进士，后出任偃师县知县。
据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偃师县志》记载，吕纯如“知政体要，以条教化民，躬劝农桑”。此外，他还遍访偃师境内古迹，立祠立碑，以志不朽。
在踏勘古迹时，吕纯如意外发现了唐代杰出文人、政治家、军事家和书法家颜真卿的墓。经过一番考证，他确定颜墓为真，欣喜之余，立即为颜真卿墓立碑并撰写《唐太师颜鲁公真卿墓碑记》。(如图)该碑及碑记保留至今。
该碑高1.75米，宽0.6米，厚0.15米。碑文共951个字，文中记述了重修颜鲁公(颜真卿曾被封为鲁郡开国公)墓的缘由：“余(我)不佞(不才，谦称)，承乏(任职)西亳(指偃师)，搜求往代故迹，而公墓在城北一里许，乃为愚民所蹂躏，第见荒烟白草，孤冢岿然而已。因为剪其蓁(zhēn)芜，树之贞珉(石刻碑铭)，而因制不腆(tiǎn，丰厚)，以识九京于不忘云。”
在《唐太师颜鲁公真卿墓碑记》开头，吕纯如表达了对颜真卿的敬意：“不佞尝读唐史，至颜鲁公死节事，辄唏嘘呜咽泣数下，未始不嘉其烈而悲其遇，惜其工于国而疏于身云。”(译文：“我曾读过唐史，读到颜真卿死节的部分，总是忍不住多次伤心落泪，为他的壮烈赴死感到骄傲，为他的不幸遭遇感到难过，为他报国捐躯的行为感到惋惜。”)
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偃师知县汤毓倬对颜真卿墓再次整修，当时的河南知府张松孙题写了墓碑，碑高1.45米，宽0.6米，厚0.17米。
如今，吕纯如和汤毓倬所立石碑，一东一西立在颜真卿墓前。1996年，偃师市山化乡(今山化镇)政府对颜真卿墓进行了整修，并建立了颜真卿纪念馆。
新建二程夫子祠
为了教化民众，吕纯如还组织新建了二程夫子祠。“二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他们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创立的哲学理论，被称为“洛学”，后发展为“宋明理学”。
吕纯如对二程极为推崇，他在《新建二程夫子祠记》中写道：“有宋之真儒辈出，我程氏伯淳(程颢)、正叔(程颐)两夫子接踵并起，相与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诸贤，倡明道学于伊洛嵩邙之间……今其语录俱在，琅琅可考。其大者，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世不解之惑，芟(shān，除草)圣学榛芜(zhēn wú，形容荒凉的景象)之路。自尧、舜、姬(周公)、孔(子)以来，千四百年不绝如线之统，如揭日月而重新，而两夫子之功德，又岂在孟夫子(孟子)下哉！”
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正月，二程夫子祠在偃师县城东北隅动工建设，吕纯如带头捐出俸银，即日“庀(pǐ)材鸠工，倍值量地”。看到吕知县捐钱，偃师县乡绅、父老及子弟无不“踊跃输金”，解决了建祠的经费问题。
三个月之后，二程夫子祠建成，“构门三楹(计算房屋多少的单位，一间为一楹)，门内为坊，坊后为殿三楹，即安神(安置神主)处也。殿后构堂五楹，东西庑(wǔ，廊屋)各九楹。堂后为憩室，室翼周以重垣，砌以文石，轮奂美如垩(è，用白土涂饰)绘……”
提倡“学古适用”
在偃师期间，吕纯如还根据县城北部邙山的凤凰形状，在邙山之上广植柏树，以便使其更像凤尾。且不说吕知县的这种做法是否迷信，在吕纯如之后，偃师人文的确兴盛起来，后世偃师人将这一功劳记在了吕纯如名下，认为这是吕知县打造的“凤尾”起了作用。
吕纯如后来出任洛阳县知县，并官至兵部侍郎。他撰写有《学古适用篇》一书，共91卷，将从古至明代“凡前事之可为后法”的事件，分类编次为91门，中间附有他的议论。
《学古适用篇》前有吕纯如自序，“谓冯慕冈(冯应京)《经世实用》，义在宪章当世，而明以前存而不论。冯琢菴(冯琦)《经济类编》(公元1604年刊刻)，罗列虽多，间或不适于用。万思默(万廷言)《经世要略》，其扬榷者止于就人汇事，未尝就事求人。兹编大意，仿三书之体，而所列事迹则以适于用者为主。然事变靡常，情势各异，譬之古方今病，贵于临证详求，亦未可执以一定之法，遽(jù)谓之适于用也”。
现在看来，吕纯如撰写《学古适用篇》顺应了时代潮流。自明中叶以来，弥漫在学术界的空疏浮泛的学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针对心学的清谈误国，一些学者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转而把研究的注意力倾注到以拯弊救亡为目的的有关时务问题和有用之学的研究上。于是，当时出现了军事斗争史、外国史地、边疆史地研究，经世文编纂和“可施于用”的科学技术研究的热潮，由此开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先河。
“经世致用”要求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学古适用”肯定了“学古”的重要，与当下“带着目的去学习”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吕纯如《学古适用篇》自序可知，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与在偃师新建二程夫子祠时对“二程”的极力推崇不同，他提倡“学古适用”，与“经世致用”有所不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洛阳晚报记者 余子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