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绿园的长篇小说《歧路灯》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问世之后却未能引起人们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歧路灯》，才引起巨大轰动。鲜为人知的是，李绿园祖籍新安县，《歧路灯》全书在新安县完稿，与洛阳有许多关联。这里，《洛阳晚报》记者为您讲述李绿园与《歧路灯》的洛阳往事。
上次提到，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稍晚于《儒林外史》，而早于《红楼梦》。《歧路灯》问世后的200多年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声名显赫，深受读者追捧。《歧路灯》却几近埋没，直至民国时期才再次被“发掘”面世。著名文学家朱自清认为，《歧路灯》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有一比。
《儒林外史》同样劝善
《儒林外史》是清代作家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共五十六回，成书于1749年或者稍前。与《歧路灯》一样，《儒林外史》书稿问世后，先以手抄本传世。不过，吴敬梓比李绿园幸运，《儒林外史》书稿得以刊印，初刻于1803年，由此引起众多读者关注，吴敬梓也因此书在后世享有盛名。
《儒林外史》被称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描写了一群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
《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范进，在中举前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抱着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卖。当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竟然喜极而狂，变成了疯子。范进的岳父胡屠户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复了清醒。这时候，当地的乡绅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对范进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财物的，范进的生活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举成为《儒林外史》中众多人物的“试金石”，中举前与中举后言行举止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刻画人物形象入木三分。
与劝善书《歧路灯》相比，《儒林外史》讽刺意味明显，然而细读之后，我们仍能发现吴敬梓同样怀有劝善之心——
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里，下层人物匡太公病危时，其子匡超人刚刚考中秀才，成了县里一个体面人物。穷困一生的匡太公临终时对正在进步的儿子说：“我一生是个无用的人，一块土也不曾丢给你们，两间房子都没有了。第二的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过得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
此情此景，可与《歧路灯》中谭孝移临终嘱咐儿子谭绍闻“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相参阅，匡太公看重德行，谭孝移推崇正人，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楼梦》“离经叛道”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与《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红楼梦》早期仅有前八十回手抄本流传，后四十回由高鹗续写。1791年，《红楼梦》活字排印本出现，回数由八十回增加到一百二十回，从此便流传开来。
与《歧路灯》和《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前二者以男性为主人公，《红楼梦》以女性人物为主，而且对女性很尊重。
曹雪芹说，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使闺阁昭传”，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知道“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将女人视为“贱人”。曹雪芹却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
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写作，也的确写得很成功。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晴雯、鸳鸯、紫鹃、平儿……几十个青年女性不仅美丽，而且聪明，都是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行止见识”不凡、有独立人格的人。贾宝玉不仅爱她们，尊重她们，还尊重世界上的所有青年女性，他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
贾宝玉的形象，与《歧路灯》塑造的“回头浪子”谭绍闻明显不同。贾宝玉的父亲贾政与谭绍闻的父亲谭孝移却都望子成龙，希望儿子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贾府发生了蒋玉菡隐居紫檀堡、忠顺王问罪于贾政，丫头金钏儿投井、贾环进谗言等事件，贾宝玉因“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罪名”遭到贾政痛打。按贾政所信奉的儒家正统思想来判断，贾宝玉那些行为离经叛道，必须严加管教。
贾政的家教模式未必能得到李绿园的认可，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反复强调青年人要“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贾政的家庭教育明显失败，遭到父亲痛打的贾宝玉依然叛逆。《红楼梦》一书的结尾显示，贾宝玉虽然考取了功名，却最终出家，使贾政彻底失望。
兼有《红》《儒》之长
同样经历手抄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均得到刊印，受到无数读者追捧，《歧路灯》却几近埋没，直至民国时期才再次被“发掘”面世，受到专家、学者的青睐。
清代耿兴宗在《中州珠玉录》(续编)中称“《歧路灯》一书，虽寓言，而描写人情，屈曲相尽”，这是第一次见于著录的对《歧路灯》的评价。
20世纪20年代，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和中国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获阅北京朴社本《歧路灯》，仅仅是第一册二十六回，二人就给出很高的评价。
朱自清称赞《歧路灯》：“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歧路灯》)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郭绍虞认为：“《歧路灯》记载一家之盛衰而波澜层叠，使人应接不暇，固有《红楼梦》之长。描写社会人情而能栩栩如活，声色毕肖，则兼有《儒林外史》之长。”
此外，《歧路灯》率先打破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无中心人物的传统，创造了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布局的范例。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也有体现。
郭绍虞曾言：“(《歧路灯》《红楼梦》两书)都有个中心人物，由此点缀铺排，大开大合，组成有系统有线索的巨著，这实在是一个进步。”
姚雪垠在《歧路灯》序文中指出，《歧路灯》尤其重要的成就是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较广阔，包括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全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红楼梦》虽然是伟大的作品，但是作者集中笔墨写荣、宁二府的人物和生活，荣、宁二府之外的人物和生活便写得不多，也不够细致和深刻。《儒林外史》所写的社会生活面和人物，范围更是比较狭窄。所以，《歧路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社会生活比较广阔的特点，在古典小说中是比较突出的。
要想让《歧路灯》赶上《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知名度，有关研究者和爱好者任重道远。(记者 余子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