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绿园的长篇小说《歧路灯》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问世之后却未能引起人们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歧路灯》，才引起巨大轰动。鲜为人知的是，李绿园祖籍新安县，《歧路灯》全书在新安县完稿，与洛阳有许多关联。从即日起，《洛阳晚报》记者为您讲述李绿园与《歧路灯》的洛阳往事。
《歧路灯》问世后，不仅以手抄本形式传阅，而且引起了现当代作家、学者的浓厚兴趣。20世纪20年代，著名诗人、小说家徐玉诺对《歧路灯》进行了调查，还对李绿园的身世进行了研究。1980年12月，《歧路灯》由中州书画社出版，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序文中称《歧路灯》为“埋没了200多年的优秀作品”。
1、乡里先贤李绿园
徐玉诺，名言信，字玉诺，笔名红蠖(huò)，生于1894年11月，鲁山县人。他是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小说家，被誉为“五四诗人”，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交往甚厚。
徐玉诺下了很大功夫研究李绿园及《歧路灯》。他是20世纪20年代为数不多的对李绿园《歧路灯》进行早期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位深入李绿园故里，对《歧路灯》的创作环境和抄本存世情况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
徐玉诺研究《歧路灯》有许多优越条件。首先，徐玉诺故里在鲁山县辛集乡徐营村，与李绿园的故里宝丰县曹镇乡宋寨村(今属平顶山湛河区)隔沙河相望。徐玉诺视李绿园为乡里先贤，称先生而不言名，十分崇敬。其次，20世纪20年代初，徐玉诺登上全国文坛后，在学界颇有声望，与关注《歧路灯》的几位学者冯友兰、董作宾、朱自清、郭绍虞等均有交往。徐玉诺进行《歧路灯》的研究，与冯友兰、冯沅君兄妹有着一定关联。
2、 “下流生活的门外汉”
在北京朴社出版《歧路灯》第一册之前，冯氏兄妹在进行校阅、标点工作时，曾多次给徐玉诺写信，询问《歧路灯》抄本及李绿园的事迹。
为此，徐玉诺至少两次到李绿园故里宋寨村进行调查，实地查看了李绿园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经常攀附玩耍的石辟邪、写作《歧路灯》时的住所和李家祠堂，还在李绿园五世孙李明达处看到李绿园的一些遗著《四谈》抄本、《东郭传奇》残卷、《拾捃(jùn)集》散段；到宋寨村南边的鲁山县张官营镇亲睹《歧路灯》的张氏抄本和余氏抄本；到宝丰县通阅了姬路环家的抄本和马街村司家所藏的残本。
另外，徐玉诺从《国朝中州诗钞·李绿园小传》中得知，宝丰县杨庄镇杨淮家收藏有《歧路灯》书稿，他还专门去杨淮后人处寻找，结果发现杨家“三世孀妇，与世绝缘，无法搜求”。
在此基础上，徐玉诺先后于1928年11月11日在《明天》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1929年8月11日在《明天》杂志第二卷第八期发表了《墙角消夏琐记》(一～三)，1929年10月16日在《明天》杂志第二卷第十期发表了《墙角消夏琐记》(十七、十八)等文章，还有书于冯友兰《歧路灯》抄本上的《眉批集录》。
徐玉诺认为，《歧路灯》是“正人正书”，“有意画出吃喝嫖赌地狱，标曰‘这路不能走’，额曰‘其苦不可言’”，然而，“读《歧路灯》的并不觉得苦，遇见不可走的路反起好奇的思想，想试试那里到底啥滋味，因为李绿园对于下流生活到底是门外汉”。
3、 “《歧路灯》反映人情世态”
著名作家姚雪垠，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曾获茅盾文学奖。在《歧路灯》序文中，他开篇点题：“18世纪，李绿园写的《歧路灯》，从成书之后到本世纪(20世纪)20年代之前仅有抄本，知者很少……未在读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部埋没了200多年的优秀作品，经栾星同志在困难的处境中陆续花去了10年心力……有机会与全国广大读者见面，增添了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的光辉。”
姚雪垠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按照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宋朝，是其孕育和萌芽阶段，主要靠“说话人”创作和不断师承的口头文学，如讲史一门中出现的各种话本(或称“平话”)。
第二阶段开始于元末明初，是长篇小说孕育成熟和正式出世阶段，代表作品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类新兴的长篇小说，既可以听讲，也可以阅读，而以供阅读为写作的主要目的。
第三阶段开始于明朝中叶以后，以《金瓶梅词话》为代表。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开始写社会生活，反映人情世态，以常见的“社会人”代替了传奇英雄，同时作家熟悉的带有乡土色彩的口语，成为主要的文学语言。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古典长篇小说发展的第三阶段才完成。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出现了《儒林外史》《歧路灯》《红楼梦》等名著。
李绿园动手写《歧路灯》，稍晚于《儒林外史》，而早于《红楼梦》。它没有《红楼梦》所具有的对封建传统的叛逆思想，也没有《儒林外史》所具有的反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思想。
姚雪垠指出，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宣扬的是封建宗法伦理、纲常名教，即维护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这是《歧路灯》的最大弱点。不过，它也有自己的优点，值得特别重视，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4、写清初河南社会生活
《歧路灯》的突出特点，是用河南方言(包括洛阳方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语言朴素而生动，使我们今天读起来感到亲切、有味。”姚雪垠写道，“我是河南人，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很重视向河南的群众语言学习。我在文学创作方面，一生都得力于河南群众语言的营养。当我读《歧路灯》时，我常感到这部小说的语言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
李绿园祖籍新安县，生于宋寨村，一生游历大江南北，年近古稀辞官回乡，“乡音未改鬓毛衰”，这乡音成为一个烙印，打在《歧路灯》的文字中，为近代汉语语言研究以及当时洛阳方言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语言资料。
以谭绍闻的填房巫翠姐为例，她是暴发户的女儿，自幼在打牌、看戏中长大，通过其语言可知其性格——
得知谭绍闻在回乡路上遇强盗，巫翠姐道：“这都是些没下场的强贼，像那瓦岗寨、梁山泊，才是正经贼呢！”
巫翠姐脑子里没有“三从四德”的概念，她之所以嫁给谭绍闻，是因为“谭家是旧家，且是富户”。看到谭家落魄，她就顶撞丈夫和婆婆，还主动要求“分居”，甚至回娘家生活，企求“老女归宗”。看到谭绍闻浪子回头，学业有起色、家道初见转机，她赶紧自备厚礼回谭家，依然做少奶奶。
由此可以看出，巫翠姐性格中的任性、泼辣、心眼活、要强和严重的拜金主义思想。
姚雪垠认为，《歧路灯》假托的历史背景为明朝，实际写的是作者所生活的清朝乾隆时代；以开封城中的社会生活为基地，也涉及外地生活。“它是文学作品，又是活生生的形象的社会风俗历史”。（记者 余子愚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