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津人栾星，从1963年开始编校《歧路灯》，至1972年结束，历时10年。编著有《〈歧路灯〉旧闻钞》《李绿园诗文辑佚》《李绿园传》等。通过栾星的编校和研究，加上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力推，《歧路灯》最终广为人知，成了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传奇。
1、发现价值
现代人知道《歧路灯》，首先要感谢栾星。
栾星本名栾汝勋，1923年8月生，孟津县人，194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2年，他被安置在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从事文献整理研究。
栾星是学者，也是作家，他从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5月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正是作家的身份，使其慧眼识珠，发现了《歧路灯》的重要价值。
在《校本序》一文中，栾星写道：“我之所以花10年时间辑校与研究它，出于两种设想，一为它的文学价值；一为它的文献价值，包括认识价值。它是历史存在，大幅度反映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记录了中下层社会芸芸众生的思想状态与生活状态，自可为认识历史提供一项新资料。譬如一般史学著述，总是把康、雍、乾描述为清王朝统治的‘鼎盛’期，也是2000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期——自然这并不错，《歧路灯》却揭开了这个‘鼎’的盖子，用感性方式让我们得知内部的孤陋与窳(yǔ)败。对于清代吏治中书办、皂役这一层人的为非作歹，对士人的空虚怀抱与胸无点墨，对宦门子弟的堕落放荡与无所事事，对市井寄生者的刁钻谲(jué)诈与全不要一点儿面皮，还没有哪部书揭露得如此普遍与深刻。”
2、十年编校
栾星开始编校《歧路灯》时，发现《歧路灯》手抄本流传下来的多数残缺，“回次章节或被窜乱，人物形象或被扭曲”。栾星使用的校勘底本，多数为清代抄本，少数为民国初年过录，包括洛阳清义堂石印本及朴社本在内，共11部，也各有不同程度的残缺，经过合校，才得以保全。
当时，河南省图书馆所藏一乾隆末年抄本，接近原作面貌，可惜还不及原作的一半。栾星把它作为第一底本，参考其他版本，择善而从。全书故事结构，各版本基本相同，只是回目有所不同。
恰好，栾星得到由平顶山叶县传出的一旧抄残本及郑州市图书馆所藏的一晚清抄本，据此订正为108回。
栾星认为，除了平顶山叶县传出的旧抄残本，其他抄本多出自村塾童生或半吊子读书人之手，导致差错较多，洛阳清义堂石印本也有这样的缺陷。此书经过多次转抄，有将前人行间批语误入正文者，亦有抄录人随意增删者。在校订中，栾星都“力求不失真以传信”。
3、诗文辑佚
栾星是个有心人，他在编校《歧路灯》的同时，还搜集了大量地方史料，汇为研究资料《〈歧路灯〉旧闻钞》，分为李绿园其书、其人二目。
李绿园著述，另有《绿园诗钞》四卷、《绿园文集》、《拾捃(jùn，拾取)集》十二卷，均未刻板行世，今已散失。栾星编著的《李绿园诗文辑佚》，由地方文献及传世抄本《绿园诗钞》残卷中辑得。《李绿园传》，则据方志及以上两项资料写就，分家世、生平、著述、交游等目，末附年谱，以为知人论世之助。
栾星回忆，他曾与冯友兰通过函札相商，冯友兰还把有关此书的所有手头资料都交给了栾星，以示支持。
栾星在《校本序》中写道：“‘文革’中，我被多次抄家，辛勤罗致并据以校勘的底本，包括《绿园诗钞》残卷，除公藏者外，已大都被送进造纸厂。这部校本原稿，只是由于可作为我‘厚古’的‘罪证’，而被存入档案室，才幸免于难。”
4 、《歧路灯》出版
1979年年底，河南省成立了中州书画社古籍编辑室(即后来的中州古籍出版社)，《歧路灯》成为古籍编辑室出的第一本书。
栾星请姚雪垠为《歧路灯》写了序言，请冯友兰题写了书名。《歧路灯》版权页显示，1980年12月，该书由中州书画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分上、中、下三册。
资料显示，《歧路灯》甫一面世，即引发巨大轰动——
首印40万套，很快销完。再印12万套，1981年仅上海就订走10万套。此书也使中州书画社声名大噪。
《歧路灯》出版后，香港、澳门和海外市场反应非常强烈。海外由国际书店发行，港澳由香港三联书店发行。国际书店一次订了2000套，香港三联书店一次就订了4000套，又续订了2000套，在当时的内地版图书中，《歧路灯》在港澳和海外的发行量非常抢眼。
香港三联书店分4次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歧路灯》发行广告，不少读者持报纸前往各大书店购书。台湾短时间里竟出现了6种《歧路灯》翻印本。
栾星的10年付出有了丰厚的回报。1981年，《歧路灯》获得河南省第二届社科科研成果奖、1981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歧路灯》还获得1979—1989年河南省优秀图书优秀奖。
5、研究兴起
在《校本序》中，栾星写道：“我能把它送到读者面前，悲喜之情实难形诸言表。但愿我的工作，未负读者所望。”
《歧路灯》出版，当然未负读者所望。此书在畅销的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形成《歧路灯》研究的第一个热潮。1981年、1982年、1984年分别在郑州、洛阳、开封召开三次《歧路灯》学术讨论会。
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歧路灯论丛》(一)，1984年，更名后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论丛》(二)，两集共收录58篇论文。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发表于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报纸、杂志和大学学报上。
台湾学者吴秀玉、高双印夫妇，潜心研究《歧路灯》十几年，出版《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内容丰富。新加坡吴聪娣女士出版《〈歧路灯〉研究——从〈歧路灯〉看清代社会》一书，指出《歧路灯》堪称清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歧路灯”可找到1476条结果，检索“李绿园”可找到591条结果。(截至2015年3月7日)大多为硕士、博士的研究论文，还有一些为在《明清小说研究》《古汉语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文章。
栾星的不懈努力，使得《歧路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为古籍出版界的一个传奇。（记者 余子愚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