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传统祭祖节日。
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传统祭祖节日。清明节的历史非常悠久，源自上古时代的春祭活动。历年来，洛阳在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遗存，这些庄严且厚重的青铜器最主要的用处则是祭祀。清明即将来临，让我们走进洛阳博物馆，了解文物中的祭祀文化，领略古人祭祀的“仪式感”。
子申父己铜鼎
子申父己铜鼎
祭祀礼器，镌刻文字以示纪念
中华民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上苍和先祖的祭祀历来被置于国家的首要地位，用什么样的器物和怎样的规格进行祭祀甚为重要。
先秦时期随着礼制的逐步加强，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藏礼于器”。这类器物叫作“青铜礼器”，简称“礼器”。西周初年，周公于洛阳制礼作乐，总结商人嗜酒亡国的教训，将青铜礼器的核心进行了重组，以鼎为尊。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周王室在祭祀时，位于宗庙之中的九鼎依次排开，祭祀的钟声锵锵，鼓声隆隆，那场面是何等宏大！
商周时期，每逢重大庆典，古人往往要铸造铜鼎，并在鼎上镌刻文字作为纪念。洛阳博物馆里有一尊商朝的子申父己铜鼎，便是因鼎腹内刻着“子申父己”铭文而得名。该铜鼎腹部装饰蝉纹，足部扁平且有玄鸟形态。这件铜鼎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良，铭文清晰，色泽漆黑。
洛阳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子”可能是商代王族的姓氏，也可能是爵位。据文献记载，夏商王族多以天干命名，也就是说，这是由子申为他的父辈“己”制作的一件青铜鼎。玄鸟纹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常见纹饰，商代认为玄鸟是一种祥瑞的神鸟，《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
鼎最早是人们用于炊煮和盛放肉食的容器。商周时期，铜鼎逐渐演变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周礼中就有列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配八簋(guǐ)，诸侯用七鼎配六簋，根据身份的不同依次递减。
《诗经·周颂》中有“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nài)鼎及鼒(zī)，兕(sì)觥其觩”的记载。可见在商周时期，鼎在祭祀中尤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召伯虎盨
召伯虎盨
造型古拙，名臣祭祀亡父所铸
西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重要时期，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是商代青铜器的继承和发展，纹饰更加精美，趋于规范。
1993年，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xǔ)，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盨是一种盛食器，《说文解字》中对于盨的解释是：“盨，负载器也。”
召伯虎盨高25厘米、长35厘米、宽20厘米，两侧有附耳，底部有四条柱状足，器盖口沿和腹部口沿处装饰有云雷纹衬底的窃曲纹，腹部下半部分装饰有凹弦纹，柱足的上半部分装饰着兽面纹。整件器物做工精湛，纹饰简练而精美，造型古拙而质朴。
“盨作为盛食器，常见的为圈足，像召伯虎盨这样的柱状足较为少见。”该负责人说，这件文物内壁有两行铭文“召伯虎用作朕文考”，表明其为西周晚期名臣召伯虎祭祀亡父所用器物，因此被命名为“召伯虎盨”。
召伯虎在历史颇有名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则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周厉王暴虐，他多次劝谏周厉王不要施加重税，不要忽视民怨，不要堵塞民众的言路。他因勤政爱民，被后世视为名臣的代表。
兽面纹铜方鼎
兽面纹铜方鼎
铸造精良，为沟通天地之法器
遥远的古代是崇尚神权的时代，在各种祭祀活动和礼仪场合中，青铜器是沟通人间与神界的媒介，铜鼎也不例外。
铸造于西周时期的兽面纹铜方鼎，直腹立耳，有四条柱状足，柱状足的上部与鼎的腹部均饰有兽面纹。它出土于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地。这件铜方鼎铸造如此精美，不难想象它的主人在当时一定拥有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
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北宋历史学家吕大临将这种纹饰称作饕餮纹，饕餮面目巨大、线条夸张、怒目圆瞪、阔口怒张，给人一种威严神秘之感。
随着装饰这种纹饰的器物出土越来越多，很多历史学者认为这种“饕餮”的称呼并不准确，因此统称为兽面纹。兽面纹是商周时被广泛应用于青铜器表面的一种装饰纹样，它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神兽，以虎、牛、羊为原型创作。
专家认为，青铜器是沟通天地的法器，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是沟通天地的助手。
该负责人介绍，这件器物最独特的是带有牛角，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动物的崇拜，其多见于西周早期青铜器。兽面纹的双目刻画比较突出，根据历史学家研究，这种刻意强调眼睛的纹饰最早可以追溯到二里头时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眼睛的崇拜。
目前发现的方鼎多为商代所铸，西周时期的方鼎存世稀少，且大多体型较小。这件西周兽面纹铜方鼎铸造精良，将青铜器的狞厉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传达出一种“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气势，是西周铜鼎中极为难得的珍品。（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贾臻 通讯员 魏薇 杜甲飞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