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是植树节。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古往今来一直被大力提倡。
3月12日是植树节。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古往今来一直被大力提倡。
洛阳人熟悉的隋炀帝杨广、唐代诗人白居易等，都是引领时代的“植树先锋”。
白居易的诗句“轻衣稳马槐阴路，渐近东来渐少尘”，说的是越往洛阳走，道路绿化越好。可见植树护绿这事儿，洛阳一直搞得不赖。
古代名人爱植树
如果要评选古代“植树形象大使”，白居易估计能荣登榜首。
白居易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写诗，二是种树，“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走到哪儿，种到哪儿。
在忠州工作时，他见城东山坡上光秃秃的，“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带头种树，绿化荒山。
当杭州刺史时，他带头在西湖上筑起了一道长堤，栽种柳树，人称“白堤”。
晚年，老白定居洛阳履道里，种树种得更欢了。春日里，他领着家丁“移花夹暖室，徙竹覆寒池”，从早忙到晚，憧憬着“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
北宋苏轼把白居易当偶像，学着老白在“东坡”上开荒植树。后来他去杭州工作，也在西湖上筑堤种树，为后世留下了一道迷人的风景：苏堤春晓。
种树还能领黄金
史载，上古时期，河洛地区便有春天植树护林的风俗。河洛先民认为“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植树不但可以修养民生、巩固水土，还能藏风聚气、拱卫城池，善莫大焉。
大禹规定春季不得砍伐山林，以维护草木生长。商朝统治者鼓励人们在房前屋后栽花植树。
周朝有“林衡”“山虞”等官方机构掌管植树护林。东周王城洛阳林木繁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道旁树木长得整整齐齐。
为了动员民众踊跃植树，周王室公告“不树者无椁(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意思是不种树的人死后不能厚葬——年轻时不种树，老了连准备棺材的木料都没有。
齐国名相管仲的种树宣传口号更为吸引人，他声称擅长种树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朋友们，好好种树吧，发家致富不是梦想！
秦汉两朝也很重视植树造林。秦代在“高速公路”秦直道两旁种行道树。汉代皇帝下诏鼓励民众多种树。
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号召百姓像种地一样种树，并下达种树指标：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限三年种毕。
隋炀帝迁都洛阳后，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亲自率群臣在洛阳广泛种树，并鼓励各地百姓在大运河两岸植树：每种活一棵柳树，官府赏细绢一匹。
唐宋往后，城乡植树蔚然成风，官道两旁多有行道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古道槐花开满树
明清时期，植树造林规模更大，朝廷号令各级官府动员人们在驿道两旁栽种行道树，定时养护，随时补栽。
这本是好事儿，却把孟津三十里铺的村民坑苦了。
1795年春，村里立了一块《免植路柳感德碑》，碑文里说，“驿路植柳，公役也”，朝廷强制民间植树，不种就要罚。三十里铺村旁的驿道沟深路窄，不适合种树，但上头压着，又不能不种，于是年年种树，总种不活，“纵岁岁补栽，奈损伤何”，村民们只得联名上书，“合乡乞免差”，祈求官府批准他们不种树。
三十里铺村的那段驿道连接孟津和宜阳，是“两京驿道”的重要路段。
“两京驿道”东至洛阳、西达长安，是古代的交通要道。正如《东阳夜怪录》里所言，“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古往今来，这条路上的官差、商队、镖车、赶考学子络绎不绝。
古时的驿道是土路，车马经过，尘土飞扬。种树可以吸附尘埃，荫蔽行人，还可稳固路基，免得雨水冲毁道路，因此官府很重视驿道绿化。
洛阳驿道旁种的多是槐树和柳树，可惜唐末战乱伤人毁树，待到南宋时期，槐树已所剩无几。明清两代有所补种，奈何毁树易，补种难。官府动动嘴，百姓跑断腿，朝廷不顾三十里铺村的实际情况粗暴摊派，难怪村民们撂挑子不干。
种树这事儿，也要讲究因地制宜。
《山海经》里有个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说是夸父奋力追赶太阳，口渴而死，他的手杖化作桃林，为追求光明的后人解除干渴之忧。
人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也应回报自然。在地上种下一棵树，在心里播下一片绿，让它迎风沐雨茁壮成长，便会收获一整个春天。(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张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