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吕氏家族，历经明清两代，出过7个进士，绵延兴盛200多年，清代诗人杨淮选编《中州诗钞》称：“新安吕氏为中原望族，甲于全豫。”
新安吕氏家族，历经明清两代，出过7个进士，绵延兴盛200多年，清代诗人杨淮选编《中州诗钞》称：“新安吕氏为中原望族，甲于全豫。”至今，新安县铁门镇薛村仍有吕氏老宅，县内还有吕家大山、梦月岩祠堂等遗迹。本报记者将带您走近新安县吕氏家族，寻觅其行迹。
进入清代，继吕维祺次子吕兆琳考中进士之后，吕兆琳之子吕履恒、吕谦恒，吕履恒之子吕守曾，吕谦恒之子吕耀曾，吕履恒之孙吕公滋等五人先后考中进士，被称为“五世进士”。此外，新安吕氏家族在清代做官者有40余人，可谓功名鼎盛。
1、理学传统
前文曾提到，新安吕氏家族自吕维祺开始，数代涉猎理学，研习经典，理学逐渐成为吕氏家族的一个鲜明传统。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命题范围的科举考试，对应试者的理学修养有较高要求，这在客观上为新安吕氏科举考试的成功提供了便利。
吕维祺非常重视子孙后代的立德修身，期望他们将家风维系下去。新安吕氏家训有关训诫子弟立德、修身、读书、为政的内容很多，这在吕氏家谱中也有体现。
吕维祺在《谕子十则》中训诫子弟首先要学会做人：“读书要存心养性，明道理，为真儒，出为名世，非为取科第之阶梯而已。”他在《士大戒》中说：“毋争强好胜，毋任性动气。”对子弟的交友活动，吕维祺在《谕子十则》中也有所要求：“亲贤取友，自得其益，古之圣贤未有不须友而成者。”在《士大戒》中提出了交友的具体原则：“毋与匪人交。”
吕维祺身居高位，他特别提醒族人不能利用家族的特殊地位与官府往来，要他们“毋出入衙门投呈送谒”，“毋结官府，毋揽事帮闲，毋奔谒媒进”。
在为政方面，吕维祺结合自身的体会，对子弟提出了劝诫。他在《寄弟书语》中指出：“士君子立身要自定脚跟，中立不倚，百折不回。若占风望气，东奔西走，踏两家船或寄一家篱下，不知雨罢庭空酒阑客散作何生活。”他还说：“居官非为名也，然期月而颂声不作，则无为民之实可知矣。”
在新安县铁门镇薛村村民吕百吉家中，洛阳晚报记者看到墙上挂有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吕百吉说，这是他们吕家的家训。
作为久负盛名的理学名家，吕维祺终生研习《孝经》，重视礼法孝义，这在做官为政中也多有体现。他从理论到实践阐明了“以孝治天下”的理学之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前文曾述，吕维祺的儿子吕兆琳，吕兆琳的儿子吕履恒，吕履恒之子吕宣曾，吕宣曾之子吕公滋等四代均致力于研习理学，使得理学传家成为该家族的鲜明传统，对整个吕氏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五世进士
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是地方性考试，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具备了做官资格，属于候补官员。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如县官等。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春举行，也叫春试，考中的称贡士。
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考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进士可以直接做官。
在新安吕氏家族中，吕维祺，其子吕兆琳，吕兆琳之子吕履恒、吕谦恒，吕履恒之子吕守曾，吕谦恒之子吕耀曾，吕履恒之孙吕公滋等人先后考中进士，被称为“五世进士”。
从考中进士的时间来看，他们的科举之路各不相同，其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650年，吕履恒出生时，吕氏家业已毁，生活窘迫，幼年的他跟着父亲吕兆琳一起经受生活的磨难。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他首次参加乡试不中，后经四次科考，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乡试中举，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考中进士。
吕履恒的胞弟吕谦恒的科举之路更加艰难，他在青要山读书长达40年，常坐之处留下深深的足印，脚下的砖被磨破。最终，他在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考中进士，时年57岁。
值得一提的是，吕谦恒之子吕耀曾考中进士的时间早于其父，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就考中进士，时年27岁。
吕履恒之子吕守曾，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举人，雍正二年进士。
吕氏家族不仅有父子进士、兄弟进士，还有祖孙进士。吕履恒之孙吕公滋，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进士。
据不完全统计，吕氏家族在清代做官者有40余人，除吕兆琳、吕履恒、吕谦恒、吕守曾、吕耀曾和吕公滋是进士出身外，其余基本是举人出身。吕氏家族可谓功名鼎盛之家。以吕兆琳四子吕贲恒、吕履恒、吕谦恒、吕复恒为例，四人不负父亲的厚望，持之以恒，最终都考取功名，晋身仕途，重振吕氏家族名望。
3、济世情怀
吕维祺之后的新安吕氏，在家族浓厚的理学气氛的影响下，世代为官，皆有强烈的济世情怀。无论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地方小吏，他们皆以造福一方为己任，政绩突出、声名卓著。
吕履恒担任湖南宁乡知县时，刚到任，就将宁乡县危害百姓的官吏绳之以法。宁乡县遭遇饥荒，百姓多有逃亡，吕履恒下令减少赋税，以缓解民困。有百姓不能足额上交田赋的，他就拿出自己的俸禄来补上。在公务之余，吕履恒还与县里的学子们讨论文章，教导他们学习古文，一时“士风大振”。
吕履恒之子吕守曾也颇有政治才干，他勤于政事，政绩显著。吕守曾初任完县(今河北顺平县)知县时，上任前，母亲告诫他“事事求便于己，则不便于民者多矣”，吕履恒牢记了母亲的话。
史料记载，吕守曾不忘父母教诲，勤政爱民，被当地百姓称为“神君”，后升任宣化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知府。清时宣化府地邻边境，时有运粮、修城二役。吕守曾任知府期间，全都调剂得当，“事举而民不扰”。官至山西布政使时，他更加勤政，到任后就解决积案，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最后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士民咸痛惜之”。
与兄长吕履恒一样，大器晚成的吕谦恒也是一位政绩显著的名宦，所历必张其职。吕谦恒为湖南士子办了一件大好事。当时夏秋之交，“洞庭泷涛猛壮，湖南士赴乡试，苦遭覆溺”，也就是说，每到乡试时节，洞庭湖就会进入汛期，湖南士子赶赴乡试要渡过洞庭湖，前往湖北应试，就会苦遭船倾溺水之灾。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吕谦恒建议在湖南“分设棘闱”，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同意。这个建议更改了旧制，使湖北、湖南分闱得以推行。分闱之后湖南的中举人数逐年增加，分闱对湖南人才群体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地士人为铭记吕谦恒的功德，将其和另外四位对分闱有功的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宋致等一起供奉于湖南贡院的五贤祠中。
吕谦恒之子吕耀曾为官三十年，亦多善政，被誉为“忠孝之外无外品，廉洁之外无节操，仁恕之外无心术，诚敬之外无功夫”。吕耀曾任江西袁州(今宜春市袁州区)知州，“政绩为江西第一”。吕耀曾深受乾隆帝器重，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正月，乾隆帝设宴乾清宫，赐宴诸王、大臣及督抚学政在京者共99人，吕耀曾名列其中。
除上述几位吕氏族人外，该家族的其他成员居官虽非显贵，多担任知府、知县等中下级官吏，但也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吕宣曾由湖南永兴知县调江华，“所至有政绩”。吕耀曾长子吕肃高任长沙知府八年，离任时“百姓建生祠，刻吕公德政歌”，可见其为政甚得民心。(记者 余子愚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