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洛阳新安吕氏家族，在明清之际却创造了“忠孝簪缨，五世进士”的奇迹，并绵延兴盛200多年，终成“甲于全豫”的“中原望族”。新安吕氏家族成为“中原望族”，与吕乡、吕孔学、吕维祺祖孙三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 名望积累，享誉中原
曾有学者依据大量的家族个案对明代平民之家跻身官宦之家的时间进行计算：“免受外界力量破坏的白丁家族需要4.7世，而遭受战乱等因素干扰的民户平均需要7.4世。”
自明代初年开始，在新安这个兵戎重地繁衍生息的吕氏家族，历经8世也终于完成这一转变。吕氏家族后世声望的奠基人吕维祺以科举入仕，位极人臣，声名卓著，终于实现了家族的崛起。
在新安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吕维祺无疑是家族的佼佼者，但是其祖父吕乡、父亲吕孔学也是吕氏家族崛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们虽非显贵之人，却诚朴安身，德行出众，在乡里赢得良好的口碑。
吕乡，字信夫，生卒年不详。年幼丧父，家里很穷，但吕乡能急人之难，好施德于人，看到里人无力还清拖欠的赋税，被差役百般逼迫，遂倾囊相助，而将差役揍了一顿，“里人皆义之”。
吕乡之子吕孔学，字尚文，号绍中。吕孔学天资聪慧，文思敏捷，曾被其父吕乡寄予厚望。吕乡英年早逝，吕孔学不得不承担起养家重任，最终担任新安县邑公曹，“敏练识大体，治狱多所平反”。吕孔学深受父亲吕乡乐善好施的影响，为人忠厚宽容，只要家里有一定的积蓄，就会拿来周济里人。在灾荒之年，吕孔学也慷慨解囊，输谷捐粮。
吕孔学幼年丧父，与孀母相依为命，因此对母亲极为孝顺。母亲孀居守节，五十年如一日，吕孔学就养竭力，照顾母亲无微不至。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吕孔学与母亲“母子节孝，同日并旌，史策所罕闻”。
自古忠臣出自孝子之门，吕乡、吕孔学的义举孝行，对吕氏家族的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维祺显贵之后曾对好友范景文说：“吾非奉家大人之教，不及此也。”
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吕维祺入仕为官之后，凡有所任，皆以忠君爱民为职守，最后舍生取义，以身殉国，成为流芳后世的忠烈之臣。
新安吕氏家族在明末的中原地区享有崇高的名望，这与吕维祺在地方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吕维祺曾有两次致仕经历，前后两次乡居生涯长达十三年之久。乡居期间，他潜心理学，兴办讲会，同时心系故土，关注民众疾苦，积极参与地方事务。
在为官和治学的过程中，吕维祺结交了众多中州地方精英和外地名流雅士，扩大了吕氏家族的名望和影响。凡此种种，使得新安吕氏家族的名望远远超出一邑之地，延及整个中原地区。
3 忠孝簪缨，五世进士
自吕维祺开始，新安吕氏家族功名鼎盛。初步统计，吕氏五世出现7个进士，“忠孝簪缨”“五世进士”两块匾额，见证了吕氏家族的辉煌。
吕维祺，自幼攻读理学，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考中进士，先后任吏部主事、南京兵部尚书等要职。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在洛阳创办“伊洛会”，广招门徒，著书立说。
吕维祺之子吕兆琳，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等职。
吕兆琳之次子吕履恒，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中进士，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职，还是康熙年间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方志学家。
吕履恒之弟吕谦恒，在家乡新安县的青要山苦读数十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由翰林院御史，转给事中，迁鸿胪、大理至光禄寺卿。
吕履恒有三个儿子，长子吕宪曾，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举人，曾任溆浦知县，著有《溆亭诗草》；次子吕宣曾，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举人，是著名学者；三子吕守曾，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进士，曾任山西布政使，好诗，与袁枚为友。
吕谦恒的儿子吕耀曾，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迁礼部主事，历任员外郎、户部郎中。
吕宪曾有二子，即吕公迁、吕公泽，一生没有做官，皆为诗人。
吕宣曾有二子，即吕公路、吕公滋，二人均为著名诗人。其中吕公滋为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进士，曾任山西介休县知县。
上述数人是新安吕氏家族中仕途较为显赫者。该家族的其他成员，居官虽非显位，但也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新安吕氏家族缘何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其“甲于全豫”的背后有哪些故事？请看下篇介绍。（记者 余子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