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举国欢庆、扬眉吐气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你是否知道:“一·二八”事变之后,在日寇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时,当时的仁人志士是如何奋不顾身、共赴国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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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难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图片系记者翻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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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举国欢庆、扬眉吐气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你是否知道:“一·二八”事变之后,在日寇步步紧逼,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时,当时的仁人志士是如何奋不顾身、共赴国难的?
1932年,国民政府在洛阳举行了“御侮自强”的国难会议。国难会议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召集民间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颇似“政治协商”。因会议开在民族危亡关头,政府团结各界名流,基本确立了“一·二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期间的“治国方略”,对之后的长期抗战来说可谓意义深远。
1一纸国民政府令,几多时人救国心
“国民政府令:民国肇造廿有一年,变乱频仍……内忧甫息,外患方长。兹定于二月一日在首都(指南京)举行国难会议,广集忧时之士、经世之才,各本救国之诚,共谋自卫之道,一心一德,济此艰危。”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一纸公告在社会各界引发关注热潮。“一·二八”事变让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公告中“救国”“自卫”“国难”等字眼刺激着国人的神经。
国难会议首位倡导者是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一些民主人士开始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不抵抗政策,要求改组政府,领导抗战。
1931年11月22日,蔡元培在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组织“国难会议,以期集思广益,共济时艰”。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蔡元培的这个提案,当局决定召集英贤,共商国是。国难会议的职责被定为“决定国难期内外交、财政、军事及有关国难一切临时设施方针”。国难会议的议决案“由中政会直接交付国民政府执行”,这赋予了国难会议较大的权力。
2民主人士“拍桌子”,政府三次改通告
然而,自蔡元培提出组织国难会议,到1932年4月7日会议正式在洛阳西工兵营礼堂召开,中间历时近半年。在此期间,国民政府三次发文,更改会议时间及地点。
国难会议为何屡经波折?近半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
“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这场言辞激烈的对话,发生在国难会议召开前几日。在对话双方中,前者是炙手可热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后者是国难会议的代表之一、民主人士王造时。双方之所以起冲突,是因为王造时等民主人士要求借国难会议之机改组政府,遭到了当局的反对。
国难会议原定于1932年2月1日在南京举行,但为了不让会场变成“辩论场”,会议一再延期。
2月5日,国民政府发文称,由于会员来自各地,考虑到大家不能如期聚齐,会议改到2月11日举行。
到了3月10日,国民政府令又称,由于前一段时间忙着迁都洛阳,没时间筹备,会议改到4月1日在洛阳召开。
没过几天,情况又有变化了,这次索性连理由也没说,只有一句:“国难会议着改于四月七日举行。此令。”
3不满国民政府做法,300余名会员拒绝参会
面临争议,国民政府是想了什么高明法子,让会场没有吵起来呢?答案很简单:由国民政府聘任国难会议会员。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大事记》一书中记载,1932年4月4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申明“国难会议会员须由政府聘任之”,提出“会议讨论的国家大事应仅限于‘御侮、剿匪、救灾’三项内容”。
按照国民政府的“聘任要求”,国难会议最终确认了500余名会员,其中有国民党元老柳亚子、诸辅成,北伐对象吴佩孚、孙传芳,学者陈寅恪、马寅初,财团大佬王晓籁、黄金荣等,还有蒙、藏等地区的代表。
然而在7日会议开幕当天,500余名会员仅出席144名,多数会员因为不满国民党对会议的控制而没有与会。
1932年4月7日下午,国难会议预备会议上形成如下决议:“凡关于国防外交之议案或报告,须经主席团核准,始得对外发表。”“决定用本会议(即国难会议预备会议——记者注)名义致电慰劳前方将士。”
4汪精卫口称“兄弟”推责任,众议案御侮自强意深远
在国难会议开幕式上,汪精卫以“兄弟”自称,解释了会议一再延期的原因,强调了抗日御侮、振兴民族的意识,然而话锋一转,又回到会议议题的限制上:
“兄弟今日除了致敬于诸君以外,还有两点意思想说明:第一点是责任的问题。此次国难的发生,是否由国民党所做出来的呢?以中国之情状和世界的大势来看,中国因求自由平等之故,国难是必然会发生的。第二点是权限的问题。中央党部决议在国难会议里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是在这范围以内的问题行政院负责答复,在范围以外的问题,非行政院权限所能负责答复了。”
从4月7日到4月12日,国难会议共开了6天。在此期间,诸辅成、胡适等人虽依旧提出实行民主、开放政权,但遭到了蒋廷黻(fú)等人的反驳。最终,国民党人张继出来打圆场,称“国民应一致帮助本党完成革命使命,同时督促政府,切实施行地方自治,以树宪政基础”。
虽然全民对民主政治的呼吁遭到了否定,但国难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政策对当时的军政、外交、抗战等起到了积极意义。
会议先后通过了11条军制改革的议案,包括整治军纪、航空救国、应付国难计划,建立飞机制造工厂等内容;通过了《移民垦殖案》,提出向东北、西北包含绥远、河套、青海、西康等地移民垦殖,以巩固国防;“对外御侮”方面,决议“凡侵害国家政治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之敌人,政府应用武力与外交抵抗到底,有违上述宗旨之条约,概不得签订”;对内政策上,要求“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概应尽最大力量,赞助政府,共同御侮”。
总体来说,国难会议确立了“一·二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期间的“治国方略”,对中华民族的长期抗战产生了深远影响。(记者 王妍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