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偃师二里头遗址相继出土3件形制奇特、工艺精湛的绿松石铜牌饰，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本文谨就这些铜牌饰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神徽”的相关问题，略作说明。
3.绿松石铜牌饰与龙凤图腾
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饕餮纹“神徽”，大都显得威猛粗犷、面目狰狞，野猪“母题”的蕴涵清晰可见。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铜牌饰，却显得抽象柔和，含蓄内敛，其“母题”蕴涵颇显神秘。但若仔细观察，这些铜牌饰可分为“梭形眼”和“圆形眼”两大类别，都应是龙凤图腾的变体。
“梭形眼”类铜牌饰与伏羲氏“蛇身”的形象类同
“梭形眼”类铜牌饰的面部因有醒目的“蛇首”，故被称之为“龙图像”。因为这类铜牌饰和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都与伏羲氏“蛇身”的形象相符合。所以，它们都应是天神伏羲氏的具体象征。商周时期常见的兽首虁身饕餮纹，就是从这种图像演变而来的。
“圆形眼”类铜牌饰与凤鸟图像
“圆形眼”类铜牌饰的面部，酷似一只正视的猫头鹰。要澄清这种“鹰”类牌饰的思想蕴涵，还得从良渚文化玉璧上站立的“神鸟”及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常见的玉鹰饰谈起。这使我们联想到太阳神“踆鸟”的故事。
《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帝俊之妻，是生十日。”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创世神话有“日月俊生”的记录。这说明天神帝俊乃是太阳的父亲，也就是执掌太阳的至上神灵。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论衡·说日》也说：“日中有三足乌。”这说明“三足乌”是负载太阳运行天际的神鸟。考古发现仰韶文化的“金乌负日”图案，就是“三足乌”负载太阳运行的图像。这里所说的“三足乌”实际就是指“踆鸟”。
良渚文化玉璧上站立的“神鸟”，当为“踆鸟”，也就是太阳神帝俊的化身。商周时期常见的兽首凤鸟饕餮纹，就是从这种图像演变而来的。
史前器物上的玉鹰图像
河姆渡文化牙雕器上的“双鸟夹日”图形、赵宝沟文化的“金鸡报晓图”和大汶口文化的玉雕凤鸟，均为钩喙、长尾，学者多称之为“鹰”。凡“鹰”类鸟都属于猛禽，那么，神话中的“凤鸟”为什么会呈现“鹰”的形象？
史前器物上常见有鹰类图像，当属鸷鸟的范畴。《诗·大雅·大明》说：“时维鹰扬。”郑笺：“鹰，鸷鸟也。”《楚辞·离骚》载：“鸷鸟之不群兮。”王逸注：“鸷，执也。谓能执伏众鸟，鹰鹯之类也，以喻中正。”“中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这就是远古先民产生鸷鹰崇拜习俗的原因。
良渚文化兽面纹“神徽”和商周时期的饕餮纹，大都刻铸在玉器或青铜礼器上面，如同装饰性图案。而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小巧玲珑、制作精美，上有穿孔，出土时置于死者腰部，显然是一种佩带型饰品。这些铜牌饰的图形，上承良渚文化兽面纹“神徽”，下启商周时期的饕餮纹图案，实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帝俊伏羲氏的象征，故可称之为“华夏神徽”。
由此可见，二里头铜牌饰与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发现的玉猪龙和玉凤鸟的性质相同，应是夏王朝贵族(或巫师)进行祭典时佩带的法器，也是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蔡运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