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的第一铲开始，国内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的田野考古一直没有停歇过，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以惊喜，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一一浮出水面。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5年春季发掘现场(资料图片)
“听说又挖出个大墓，里面有啥不知道，要整个儿打包送到实验室！”
二里头考古发掘近60年，这片土地上一旦有重大考古发现，就会成为附近村民们茶余饭后的新话题。
自1959年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的第一铲开始，国内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的田野考古一直没有停歇过，遗址丰富的内涵不断给世人以惊喜，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一一浮出水面。
三代考古人，田野挥洒青春
二里头遗址分布范围为偃师市翟镇镇二里头、圪当头、四角楼和北许4个行政村。
“我和他们都熟得很！”聊起二里头考古队的三任队长，圪当头村村民郭振亚笑着说。
在郭振亚的儿时记忆里，村子里经常来一些背着帆布兜、戴着草帽的神秘客人，他们整天手拿小铲子在田地里捣鼓。郭振亚很好奇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就主动和人家搭讪，对方说他们在找一座城。
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发现，就此开始了二里头遗址近60年的考古发掘历程。
郭振亚后来才知道，这些神秘客人，既有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又有后来的著名考古学家殷玮璋、李经汉、方酉生等。
因为勤学好问，郭振亚很受考古学家的喜欢。尤其是二里头首任考古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对村子里的这个年轻人很器重，不仅给他讲考古知识，还给他专业书籍看。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考古队主要致力于建立二里头文化的分期框架。在赵芝荃的主持下，二里头工作队先后完成了一号宫殿基址、二号宫殿基址、宫殿区以外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和一般居住遗址等的发掘，对二里头遗址的整体布局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建立了1至4期文化框架序列，确定了遗址的都邑性质。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二代考古人在队长郑光的带领下对二里头进行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重点发掘了以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遗址，以实物证据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文明阶段，并围绕二里头文化性质展开了中国考古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讨论，将二里头及夏商文化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1999年，36岁的许宏担任二里头工作队第三任队长，第三代考古工作者将探索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结构布局作为新一轮田野工作的重点。探明了中心区道路网，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最早的“紫禁城”——宫城，廓清了王都布局的概貌，并发现了巨型绿松石龙形器……这一阶段的发掘改写了对“最早中国”的认识：让一个早期国家的形象日渐饱满。
田野考古条件艰苦，周期长，任务重，尤其是对于一个大型都城遗址来说，难度就更大，周期就更长。
自1959年开始，直接参与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有上百人。三代考古人在二里头这片土地上挥洒青春，他们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北京和洛阳之间，把洛阳当成人生的第二故乡，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二里头。
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前行
“前辈的辛勤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深入探索的基础。但如何站在前人肩膀上，深化对这样一个经长期工作又内涵复杂的大遗址的认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极为艰巨的任务。当时的我，有一种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被无数关注的目光‘烤’着的感觉。”回忆起刚到二里头时的情形，许宏这样说。
田野考古发掘分为两种：一种是在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另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的工作有益的线索。二里头宫殿区的中心道路就是他们在以往的勘探记录中“发掘”出来的。
根据勘探记录，二里头工作队在1976年钻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在其东侧钻探发现一条南北向大路，当时已追探出200余米，因冬季麦田浇水而中止。20余年后，他们在已经发黄的记录和图纸中发现这一线索时，就预感到这条大路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循此线索继续追探，短短的几天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确认这条大路的长度接近700米，路的北端被晚期堆积打断，向南伸进新庄村，实际长度要更长，路宽一般在10余米，最宽处达20米。
正在这时，附近村庄有一村民告知许宏，他家的地里小麦总是长势不好。依田野考古常识，这可能是因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基址，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所致。
许宏遂派人去钻探，发现庄稼长势不好的地块位于著名的2号宫殿基址西北200余米处，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的路土。顺藤摸瓜，它居然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向东延伸，与宫殿区东侧的南北向大路垂直交叉，由此，找到了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接着，他们又找到了围绕宫殿区的第三条大路，以及宫殿区东南部的大“十字路口”。
在探寻中心区道路网的同时，考古队对宫殿区东部的大型宫殿基址群做了大规模的探索，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
2003年春，许宏带着队友们一路勘探发掘了2号宫殿基址的东北角——在不久前发现的“井”字形大道内侧，发现了完整的宫城城墙。
随后，一座总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被顺理成章地揭示了出来，呈纵长方形、始建于距今约3700年以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虽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1/7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其中，最重要的是，这座宫室建筑群有明确的中轴线，跟现在的北京故宫建筑布局如出一辙，给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建中立极”的规制找到了源头。
紧接着的一切更加顺风顺水，最早的双轮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超级国宝”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一一被揭示或出土。
仅发掘出冰山一角，更多精彩还将延续
赵海涛，70后，是许宏的同事、副手，长期在田野工作的他，皮肤被晒得黝黑，话语不多，声音不高，但句句都是“干货”。
2002年，他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拿到硕士学位毕业后，“插队”到二里头，今年已是第15个年头，参与和主持了2002年以来的历项重要发现。每次见他，无论酷暑寒冬，他总是在考古工地上忙碌。
“这个工程太大了，目前，5号宫殿基址已经发掘结束，对宫室建筑的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赵海涛介绍，不算被水冲毁的地方，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经过近60年的发掘，才开挖了4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多一点。而且现在和今后的发掘会更加科学、精细，尽可能采用科技手段和方法，更加注意遗址保护，以更全面获取资料信息，更全面揭示二里头遗址背后的社会历史状况。探究华夏文明的根源，不是几代人就能完成的。
前不久，奠基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将设立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和展示基地。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与博物馆同步建设，将对宫城城墙、宫殿建筑基址群、“井”字形道路、铸铜作坊遗址、绿松石作坊遗址、祭祀遗址等进行保护展示，预示着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将持续进行。
许宏说，未来的两三年，以二里头都邑中心区为主的系统勘探和小规模发掘将持续进行，考古队工作重点将转入室内整理、编写考古报告，预计在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的2019年，完成并出版《二里头宫殿区(2010—2017)》《洛阳盆地中东部系统考古调查报告》《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玉器与王朝的诞生》(三卷本)等报告和论著，届时会举办“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最早中国”，更多的精彩故事还期待考古人继续去讲述。（洛阳日报记者 常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