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初植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至于明清时期的洛阳牡丹，人们大多语焉不详。由于明代后期，亳州等地开始种植牡丹，又有花谱问世，人们往往认为，亳州等地的牡丹在明朝时一定盛于洛阳。
《独乐园图（局部）》 仇英（明） （资料图片）
洛阳牡丹初植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北宋。至于明清时期的洛阳牡丹，人们大多语焉不详。由于明代后期，亳州等地开始种植牡丹，又有花谱问世，人们往往认为，亳州等地的牡丹在明朝时一定盛于洛阳。实际上，明朝时期，洛阳仍是全国的牡丹栽培中心，正如《大明一统志》所言的“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
1、洛阳牡丹甲天下
《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地理总志，于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刊行。该书卷二十九载：“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有姚黄、魏紫，名园二十四，花品特著者二十五种。”它记载了明代中期洛阳牡丹的种植情况。当时，洛阳牡丹名园有24个，特别著名的品种有25个，如姚黄、魏紫等。
明朝洛阳牡丹的兴盛，一方面源于元朝中期以后牡丹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豫西山区野生牡丹资源丰富，为栽培提供大量种源；二是明代洛阳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河南省采煤、矿冶、棉纺、瓷器业的中心，如明代红洞沟银矿遗址，规模甚大。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园林的发展和牡丹的种植。明朝咏吟洛阳牡丹的诗文不亚于唐宋时期。在《明史》《明史纪事本末》这两本书中，牡丹一词出现了18处——4处讲的是抗倭战争中的朝鲜牡丹峰之战，8处讲的是有关牡丹的衣服，1处讲的是关于紫牡丹的诗，4处讲的是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春二月下诏取洛阳牡丹三十本，还有1处讲的是洛阳龙门镇有个叫“司牡丹”的女子死而复生。
这说明洛阳牡丹名满天下，皇帝要下诏取之。而在洛阳，以“牡丹”为名的女子很普遍，这反映了牡丹在民间的重大影响。
2、天下名园重洛阳
明朝时期，洛阳名园很多。除元代名园的传承外，还有两种——重建的北宋名园和新建的园林。在重建的园林中，最著名的是苗帅园和独乐园；在新建的园林中，最著名的是12个王府园林。
苗帅园曾是北宋洛阳私家园林，毁于战乱，明初有人在此重建苗帅园。谢肇淛(zhè)《五杂俎》卷三载：“洛阳名园，以苗帅者为第一。据称，大树百尺对峙，望之如山，竹万余竿。有水东来，可浮十石舟。有大松木，水环绕之。”
独乐园是由司马光命名的园林，也毁于战乱。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洛阳人毕享中进士，官至右都副御使，开始重建此园。对于此园的景致，黄佐在《泰泉集》卷九中这样表述：“独乐名园乐水滨，种葵长得殿余春。”画家仇英曾来到洛阳，绘制了《独乐园图》，画中可以看到花农担水浇牡丹的场面。
明代徐渭的《牡丹赋》载：“何名花之盛美，称洛阳为无双……尔其月陂堤上，长寿街东，张家园里，汾阳宅中，当春光之既和，蔼亭榭之载营。天宇旷霁兮丝遊，景物招人而事起。”月陂堤等是唐宋的洛阳名园，明代对其进行修复，再现“百蕊千芽，照耀朱霞”的牡丹奇观。
洛阳最壮丽的园林是明朝前期的伊王府和后期的福王府(位于今老城区)。除此之外，洛阳及周边还有10个郡王府：洛阳郡王府、万安郡王府、安乐郡王府、孟津郡王府、阳城郡王府、新安郡王府、永宁郡王府、宜阳郡王府、河清郡王府、河阳郡王府。这些王府广设园囿，芳草芊芊、国色吐芳。
关于洛阳的名园，明朝王立道的《具茨集·诗集》卷四载：“洛阳自古多名园，仙履同临九日尊……点缀春光应不惜，一花乞于一诗来。”胡奎的《斗南老人集》卷三载：“洛阳牡丹公式玉盘，宫城落絮春漫漫。千轮万毂画驰道，一日看花心未了。”诗中描写的就是明朝初期伊王府的牡丹之盛。
3、中原遍开洛阳花
明朝中原各地，除洛阳外，开封的牡丹也很繁盛。开封是朱元璋第五子周王的封地，周王府就是原来北宋的宫城。朱安侃的《丛桂庄牡丹谱序》载，周王府是从第二代周王朱有炖开始种植牡丹的，牡丹园名“天香圃”，其中有牡丹二十余品，“汴之城中，土卤而水咸，百卉不宜，士庶之家罕有焉”。
嘉靖后，周王府开始在郊外建牡丹圃，贵族们争相种植牡丹。朱有炖的庶孙朱安侃说：“一园所植者数万本，其品多至五十余品，自古未有如此之盛！”朱安侃的牡丹园名为“丛桂庄”，“植牡丹数百本，作牡丹谱六十二品”，但该谱已佚，仅有这篇序言载入《明文海》而传世。
河南省其他城市如汝州、裕州(今方城)、汝宁(今汝南)也植有牡丹，但以许州(今许昌)为胜。
紧邻今河南省的亳州，牡丹种植是从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开始的，薛蕙将牡丹从洛阳、许州引种至亳州。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薛蕙之孙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载，亳州有15个牡丹园，“今亳州牡丹更甲洛阳，其他不足言也。”实际上，薛凤翔的话不足信矣！因为他未到过洛阳、开封、鄢陵。他所记载的15个牡丹园，只有两个数十亩，其余都是数亩。与开封“一园所植者数万本”根本无法相比，因为当时开封仅王府园林就有35个。与“名园二十四”、一般园林数百的洛阳更不能相提并论。
中原牡丹在明末遭到毁灭性打击。郑廉的《豫变纪略》载：“李自成破洛阳，杀庶民数十万；水淹开封，百万民众死的剩两万；亳州被李自成破两次、被张献忠破一次。战乱过后，开封、亳州牡丹灭绝。”
明末清初的孟津人王鑨(lóng)在《哀洛阳故宫》表述了战乱后洛阳之惨状：“洛阳三月春不新，恼杀洛阳看花人。旧时池馆今不识，暮鸦啼破杨柳春。”他的《洛阳闻子规》载：“洛阳三月啼子规，子规嗷嗷声何悲……春来啼处花成血，血积花飞红雨倾。”（郑贞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