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会元收藏的《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民国拓片（左）和原石照片（右）
近日，在我市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传承人晁会元先生家中，洛阳晚报记者见到了其收藏的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珍贵拓片，大小、内容与原物相同。拓片背后的故事，见证了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流失的过程。
1、民国拓片
记录龙门石刻风貌
目前，晁会元正在为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撰写《新编龙门魏造像一百品考证》一书，内容主要是从其收藏的1500多张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片中精选出来的。其中，书中收录的《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民国拓片原石已于民国初年被盗凿。
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拉开了开凿龙门石窟的序幕。开凿初期，龙门石窟发愿造像人主要是随孝文帝迁居洛阳的王公贵族，安定王元燮便是其中一位。元燮，生年不详，卒于北魏延昌四年(515年)，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重孙，其父亲元休是孝文帝的亲信，常随孝文帝出征护驾。
据晁会元介绍，龙门石窟有元燮造像三处，都在龙门西山的古阳洞。
第一处是刻于北魏正始四年(507年)的《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在古阳洞南壁。内容是元夑为亡祖母、亡父、亡母造像。其题记被列入《龙门二十品》，书法峻美，结体古雅，康有为称之“若长城修矛，盘马自喜”。
第二处在古阳洞的北壁，民国期间盛行的《龙门五十品》《龙门一百品》等都有收录。
第三处为古阳洞北壁的永平四年(511年)十月十六日元燮造像(即《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已于民国初年被盗凿，古阳洞现仅存其被盗后的残坑石壁。
晁会元收藏的《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民国拓片，基本为造像题记部分，内容包含“皇魏永平四年岁次辛卯十月十六日……”140多字，拓片左侧及下方有6尊石刻佛像，异常精美。
从晁会元提供的《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原石照片可以看到，原石主要为人物造像部分，有僧侣、贵族及侍从共10位人物，人物造像上方分别刻有“比丘法智师”“法训王”“法嵩王”等字样。其中，“皇魏永平四年岁次辛卯十月十六日……”20多字与民国拓片重合。
2、造像原石“归洛阳太守”
关于《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被盗的时间，文献没有确切记载。1917年，学者关百益拓制《伊阙魏刻百品》一书中，已无《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的踪影。
据国学大师、著名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罗振玉所著《石交录》记载，《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原石“归洛阳太守常熟曾氏(即曾炳章——记者注)”。此外，“曾炳章建郁藏阁存历代金石，其中有洛阳出土的魏唐墓志36方，造像原石两种”。
曾炳章，江苏常熟人，字辛庵，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担任新安县令，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任新安县知事(即县长)。1915年、1916年，曾炳章曾担任洛阳县知事(即县长)，因此他被罗振玉称为“洛阳太守”。
晁会元说，常熟曾氏是收藏世家，历代名人辈出。江浙著名收藏家曾之撰，任清刑部郎中，与文廷式、张謇、王懿荣并称“四大公车”。他辞官回常熟后，在明代小辋川遗址上筑“虚廓居”，即现在的“曾园”。曾之撰著有《碑目》四卷，《江苏金石目》四卷，是清末著名金石大家。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炳章也对金石十分痴迷。资料显示，1915年，曾炳章找人将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全部拓了一遍，借以“检查”佛像受损数目。
不过，当时地方官员侵占文物也是常事。据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所著《洹洛访古游记》记载，“曾任河南知府的文悌尝凿十数像以去，然多凿之即碎，完者不多，内有一造像记为唐薛仁贵书，亦并凿去”。
1918年，日本学者关野贞证实：“从1914年起，龙门石窟的多数佛头能取下的都被取掉卖给了外国人。”在这一时期，古阳洞遭受的损害最为严重。
洛阳学者赵振华所著《龙门石窟盗凿史》记载，洛阳古董商吴桂洁回忆：“曾炳章为了取得大量拓片，凭借官府势力，在各主要石窟内，高搭架子，经年累月从事搜集拓印。城内碑帖商人见有机可乘，纷纷向监事人行贿，利用官方所搭木架，常常进行拓印。”
“近水楼台先得月”，曾炳章借此收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拓片1800余种。
3、珍贵原石流落日本
在1917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销声匿迹。直至1974年春，日本学者中野次郎编次的《龙门造像题记》由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内容涵盖龙门造像题记二十品、五十品等拓片及造像图片，内容翔实精美。书中收有《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世人才重见其面目。
晁会元介绍，从近年拍摄的图片来看，《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题记内容与正始四年(507年)《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基本相似，书法上比后者更胜一筹。
然而，该造像题记石刻是如何流入日本的，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据晁会元考证，民国时期，日本人曾多次到中国购买珍贵文物。1936年，知名藏书家、江苏人汪鸣銮的后人曾以8000块银元的价格，一次性将汪鸣銮的藏书卖给日本人。被曾炳章带往江苏的《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极有可能是此时被日本人买走的。
据龙门石窟研究所(今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纂的《龙门流散雕像集》记载，《安定王永平四年造像》原石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从日本所拍照片看出，该造像两边原有精美礼佛图，目前题记仅余21字，很令人惋惜。（见习记者 余子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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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
龙门石窟盗凿严重
1908年，亚洲文艺会设中国古物保护分会。1914年，该会秘书马克密给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孙宝琦去信，提到龙门石窟遭到的严重破坏：“多数之寺僮，手持铲凿，出应外国之游客，愿将凸雕品上之无论何物，凡为客所喜者，即凿之使下，以易数便士之酬报。”他还呼吁民国政府保护龙门石窟。此后，一些报刊转载此信相关内容，舆论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重视。
1914年3月，民国政府内务部发出训令，要求严饬龙门所驻部队，嗣后不得将龙门佛龛任意毁坏抛弃，并由河南省民政部门委派专员，会同洛阳县地方官至龙门石窟进行调查。1916年10月2日，民国政府内务部致函河南省省长，重申前令。
资料显示，训令第一次下达后，洛阳县知事(即县长)曾炳章1915年开始对龙门洞窟进行全面调查，当时的损失情况让人触目惊心。1916年10月18日，时任河南省省长田文烈致函民国政府内务部予以答复，附以《保守龙门山石佛规条》和《龙门山等处造像数目表》。
但从龙门石窟当时被破坏的状况看，民国政府的保护令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作用是暂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