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县川上书院，始建于明穆宗隆庆五年，历两朝九帝二百余年，先后有六个尚书在这里讲学，培养了一批朝廷重臣和理学大儒，在明代中后期声名远播。川上书院，既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又是北方地区学术交流的中心，在河洛文化复兴和民族文化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川上书院同普通书院相比，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教师知名度高。在川上书院讲学的主教，有许多朝廷重臣，他们既是理学大家，又是高级官员。既讲学，又从政；既育人，又著书。
川上书院的首创者是孟云浦先生。云浦先生，新安人，榜名化鲤，字叔龙，万历庚辰（1580）进士，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历官吏部验封主事、稽勋员外郎，升文选郎中，敕赐中宪大夫、光禄寺正卿。云浦先生十七岁即以古道自任，后师事洛阳尤西川，归而设会讲学。先集新安县城隍庙，后集资“买地城南川上，建立会所，讲习其中。”从隆庆五年到万历二十五年，先生先后四次在川上书院讲学，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
除云浦先生外，在川上书院讲学的，还有刑部尚书杨晋庵、左都御史邹元标、工部尚书冯少墟、吏部尚书李日宣、兵部尚书吕维祺等。这些人，有的是云浦先生的同事和好友，有的是云浦先生的门人。
杨晋庵，名东明，虞城人，与云浦先生同年进士，在京城和天津等地与云浦先生一起办讲会，一起切磋学问。因上书被贬，居家二十六年，从事著书讲学，创折栁亭馆。万历二十四年，应云浦先生之邀，讲学川上书院，与会者达七十多人。晋庵先生不仅与川上书院师生就《中行章》诸问题质疑问辩，还把虞城会约提供给川上书院，帮助川上书院健全和完善兴学会、川上会会约。
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是大明朝出了名的直臣。邹公在吏部任职时，与云浦先生同舍，“两人各有肝胆，咸被逐去”。后随云浦先生至新安，讲学川上，“数载始归”。回乡以后，他还念念不忘云浦先生和川上书院。乙卯年秋天，其表弟王铉到新安任县令，他还谆谆嘱托王铉：“此（云浦）我友也，真儒也，护其图书，视其后裔是念。”
冯少墟，名从吾，陕西长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一生潜心研究洛学，与云浦交往甚密 。他来往京都，途经新安，经常在川上书院停留。他还经常携门人及子孙辈，到川上书院会讲，不仅登台说法，而且出示所著《漫言》、《疑思录》、《订士》诸稿，“就正于”云浦先生和书院学者。
吕维祺，新安人，他是云浦先生门人中最著的一位理学大师。他以学而不讲为忧，在南京、北京、洛阳、新安、渑池等地，到处设坛讲学。云浦先生死后，他与关中大师冯少墟、云浦之弟孟化鲸、云浦之子孟彦诫一起会讲川上书院。在阉党拆毁天下书院，以学为讳的白色恐怖下，他不仅修复了云浦讲会，而且还创建了芝泉书院。
李日宣，江西吉水人，曾任河南巡抚，官至内阁大学士。他是云浦先生的门人，先后两次在河南任职，对云浦先生异常敬仰。在云浦先生死后，他 与云浦诸弟子一起，继续讲学川上书院。同时，还建立洛阳城南会所，创办伊洛大会。
在川上书院讲学的这几位学者，不仅职位高，官声好，而且学问也是全国第一流的。云浦先生是一位理学大儒。早在嘉靖四十四年，先生就与孟津著名学者李根、王弘宇等，师从王阳明再传弟子尤西川先生，学业精进，卓然独立。岁试第一，廷试第二。寻游太学，即与江西郭青螺、山东孟我疆、四川黄慎轩联会讲学，声誉鹊起。隆庆四年大比士，先生倡率讲学大会于京城细瓦厂中。首辅马乾庵、王荆石极重先生。万历八年入围会试，先生中进士，与南乐魏允中、无锡顾宪成、漳浦刘廷兰相交好，同志讲学，名重一时。此后，在十三年的宦海生涯中，先生非常注重交友，把交友作为修道的一种主要方式，广泛结交海内学者，先后同赵南星、吕新吾、丁敬宇、杨起元、范原易、唐伯元等数十位著名学者书信往来，切磋学问，相互商证。先生于道极其发奋，力学行修，扶世淑人，卓然为洙泗嫡派，伊洛真传。是时，云浦与我疆齐名，并称“二孟先生”，在京师名气很大，被学界称为“领袖”和“盟主”。侍读学士、岳麓书院主教张阳和曾作《二孟歌》以颂之。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羲在《王门学案》中谈到《二孟歌》时感慨地说：“二孟先生如冰壶秋水，两相映辉，以绍家传之不坠，可谓北地联璧。”《明史》修纂协议也认为：王门学派，除江右外，“他省则二孟卓越一时”。致仕以后，云浦先生一边授徒，一边著书，所著有《尊闻录》、《读易呓言》、《诸儒要录》、《理学功臣言行条》、《名贤卓行条》、《焚黄葬冠仪注》、《文集》八卷等。先生号云浦，学者称云浦先生。
“先生高卧东山，忘重朝野，两台交章力荐，动以皋夔稷契、濂洛关闽目之，则公之所养所负可知矣。”（杨晋庵《云浦孟先生墓志铭》）因此，吕维祺称其为“洙泗嫡派”，杨晋庵称其为“千古绝学”，邹元标称其为“伊洛渊源”，皇帝圣谕称其为“千年师范”。卒后，按程朱张周规格建专祠特祀。
邹元标是东林党领袖之一。他一生潜心理学，得王阳明真传，在全国许多地方讲学。先与顾宪成、赵南星、安希范、高攀龙等讲学东林书院，又与张阳和讲学岳麓书院，后与冯少墟、吕维祺讲学首善书院，是一位名噪天下的理学大儒。
冯少墟与邹元标齐名，是有名的关学大师。他精心研究濂洛之学，在长安开馆授徒，主办关中书院，一时蔚为大观。
这些在川上书院讲学的学者，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因此就大大提高了川上书院的知名度，使川上书院成为当时最有名气的五大书院之一，使洛阳成为王学北传的两大重镇之一。
（二）学校规模大。川上书院办学方式十分灵活：一是年龄不分大小，二是时间不分长短，三是职业不分士农工商，四是没有地域限制，凡来学者，兼蓄并纳，有教无类。因此，从学者甚众。据吕维祺《云浦孟先生传》记，川上书院创办后，“聚图书，罗俊义，四方之士闻凤负笈，若陕、渑、嵩、永、洛、孟、汝、罗、秦、晋，联翩而至，无虑数百人。”“至寓所不能容，各依期赴会，往来就正，寒暑不辍。”除了布衣之外，许多官员士绅也来从学。新安地处川陕入京要道，川陕士子和在川陕做官的学者，途经新安，大都在新安停留。诸如陕西学者盛讷、王秦关、南弦浦、刘天虞，陕西提学副使姜仲文、陕西参政李对泉、陕西布政使张维新、陕西按察使逯中立，四川学者黄慎轩、黄两川等，都是川上书院的常客。这就使川上书院自然形成北方地区学术交流的中心。
在教学方法上，不是一人讲大家听，而是相互质疑，相互问答，或学者之间相问辩 。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其门人既是学生，也是同窗。比如，王以悟、张抱初、张孔训是云浦先生的学生，但云浦先生也带他们去听自己的老师尤西川授课。渑池马子厚、郑元晦、上官捷科是张抱初的门人，但他们在川上书院又是同窗。这些学生既在川上书院读书，又回到家乡自己办学；既当学生，又当先生。王以悟在陕县办依仁书院，张抱初在渑池办正学书院，吕维祺在新安办芝泉书院，其他学生如孟津杨德润、洛宁陈汝时、洛阳张孔训等都在家乡办学。据文献记载，万历间，云浦先生和他的门人在豫西地区所办书院或讲会，可考者就达十六所之多。或一人办数会，或数人办一会；或自己授徒，或请先生去讲授，或诸学友在一起会讲，内部交流非常频繁。在讲学中有了心得体会或疑难事体，落笔于纸，带到川上书院去商证，或请先生解答。经过问答参悟，有合于道者，就辍记成篇，以存其说。这样，川上书院就成了主校，门人办的书院就成了分校。主校和分校之间，就形成了以校带校的网络教育。 书院的人数有多有少。洛阳城南会所刚建成时，只有五十多人，很快就发展到二百多人。张抱初办起正学书院后，“秦晋之间以及汝颖之士，云涌川至，相继而来”，人数多达数千人。这样的办学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三）注重实践，致知力行。川上书院的教学目的很明确，其宗旨就是传播理学，传播理学的核心就是对学生进行德业教育。理学起始于宋代，到了明代，程朱理学走上大一统的国教地位以后，渐渐变成了教条。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无疑是思想领域的一次革命。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王学“再传而失其真”，出现了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流弊。云浦先生力挽狂澜，正道清源，绌虚谈，务实践，致知力行，对王学末派的流弊予以匡正。先生之学，大抵以致良知为宗，以主静慎独为务，以践履笃实为本，以日用常行为实际，不为高深玄冥之论，至平至实，至易至简，至纯至粹。理学的平民化、大众化、日用化，深受基层民众的欢迎。云浦先生在河西务讲正学，河西士民“依若父师”，临行之时，数百人扳辕遮拥，依依不舍，寻立生祠，祀于江干。川上书院办起以后，“一时阖邑人士，先辈后进，大家兴起，布衣贾竖，皆知向学，在在歌诗，声满函关。”(《年谱》)虽穷乡幽谷之人，无不称曰孟师。因此，在他致仕之时，“旧弟子候于黄河，续旧盟者数百人，歌声洋洋，声振林木，盛矣。”（《云浦孟公墓碑》）既卒之后，门人相视失声。城为罢市，远近哀动，赴吊者户不能容。新安渑池一带的百姓闻讣悲恸，不能自禁。行道之人无不叹息。
云浦理学之所以这样受基层民众欢迎，除了平实易简之外，主要还在于他的践履笃实。云浦先生说：“要将讲说，亦只是口头语，又不能躬行，意欲不用讲说。”他和门人所办书院，都有会约，在会的执行，不在会的仿 效。会约明确指出，人孰能无过，“改之为贵”，因此，每月会讲都要反观，看“不善果尽改乎，闻义果即徙乎，德果修乎？”经过纪过、砭己、洗心、集义，以求达到纯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学、真讲。云浦先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动静食息，一准于礼。平日居乡，不营市产，不置田庄，不乘肩舆，不张伞盖，远则骑驴，近则徒步。其有事陈席，一从简约。居恒不用声歌，不御华绮，不信堪舆，不尚浮屠。星相卜祷，一切杜绝。其婚嫁不受财，亦不侈具妆奁。乡人悦之，胥从其化。人谓新安有古人风，皆先生之教也。平日居官，清以持身，勤以尽职，严以驭吏，慈以惠民。掌银库，管税务，痛革积弊，一钱不染。改吏部，用公典，正直无私，不迎合权贵，人以为大贤。先生为官非常濂洁，“一扇、一香、一茶、一果，胥所屏绝，纤尘不染。” 为官十三年，既管钱，又管人，然回乡之时，惟一驴一仆。先生所居，惟先人旧庐三间，宦游后毫无所增。因此，光宗皇帝称其为“浑金璞玉，师表人伦”。门人皆以云浦为“仪型”，以纯洁为洗心之极，以淡泊为养性之基，良心日著，性命日切。
（四）既传播理学，又培养人才。云浦先生和门人广收门徒，大办书院和讲会，有力地促进了河洛地区乃至中原文化的复兴，不仅为河洛地区培养了一批理学名儒，也为朝廷培养了一批重臣，使河洛一带之文人学者云蒸霞蔚。据新安一个县统计，仅明清两代就中进士二十五人，仅吕氏一门就出了八个进士。吕维祺、王以悟、张抱初、崔儒秀、杨德润、上官捷科等名儒皆从此发轫。
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兖州推官，擢吏部主事。天启初，历考功、文选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告归。崇祯元年，起尚宝卿，迁太常少卿，督四夷馆。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他一生潜心研究《孝经》，被称为河洛大孝第一人。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洛阳，被执，按其项使跪，不屈，延颈就刃而死。赠太子少保，加太傅，谥忠节。著有《孝经本义》、《孝经大全》、《节孝义忠集》等，另有诗文集二十卷。门人最著者为张鼎延、吕兆琳等。张鼎延，字慎之，永宁人，天启二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吕兆琳是忠节公之子，顺治十六年进士，官居监察御史。
王以悟，陕县西凡村人，字惺所，号惺惺主人。二十岁拜云浦门下，师事云浦先生二十余年，深得儒学要义，屹然为“洛西儒宗”。他于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授邢台知县，以政绩升兵备主事。天启元年，以兵部郎中出任山西参政。三月告归，与张抱初讲学陕州龙兴寺，并建依仁书院，经常与冯少墟、李日宣切磋理学。晚年以寿卒于家。著有《孟云浦先生年谱》、《解缚编》、《王惺所先生集》等。门人最著者为河北理学名儒鹿善继。
张抱初，渑池乔岭村（今义马张马岭）人，字孚若，号抱初，晚年又号洗心居士。幼承曹端之学，后到新安拜云浦为师，致力研究“性理”之学，造诣很深。万历间，以“廷试第一人”，选授陇西知县，复任怀仁知县。后辞官归里，隐居东山，筑闇修堂，创正学书院，从事著书讲学，从学者达数千人。渑池上官捷科、宜阳冯奋庸、垣曲王世封、绛州辛全等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一时人才济济。他以倡道学为斯任，西与王以悟讲学陕州龙兴寺，东与吕维祺讲学芝泉书院。并应河南巡抚李日宣之邀，篡辑程、邵著作，主持伊洛大会。毕生致力于“穷理尽性，明道淑人”，在当时影响很大。著有《印正稿》、《理学汇粹剖疑》、《训蒙纂要》、《洗心录》、《洛西三先生要言》等。
在云浦先生门人中，出了不少学者，为官者也甚多。其中最著者有三人：一个宰相，二个太傅。宰相是李日宣，官至内阁大学士。太傅是新安吕维祺，孟津王铎，都是明清交替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
门人多以气节自负。生当动乱之时，除少数如王铎这样的贰臣外，多为忠义之士。吕维祺延颈就刃，慷慨赴难，妇孺皆知，自不比说了。单说崔儒秀、屠象美二人，就已惊天动地泣鬼神了。门人崔儒秀，字敬初，陕县东凡乡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户部郎中，迁开原兵备佥事。崔儒秀少负气节，文武双全。当他任职之时，开原已经失守，儒秀大义凛然，以死报国，携家眷，拜辞祖墓，挥泪而行。天启元年，金人围困辽阳，儒秀分守东城，兵溃城陷，儒秀戎服跪拜京都，自缢身亡。朝廷追任其为“大理寺卿”，并建专祠，赐其额曰“昭忠”。门人屠象美，浙江平湖人，官至翰林学士。这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书生，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顺治二年，清军占领嘉兴，屠象美率领数千民众，揭竿而起，与清兵激战三日，在血战中壮烈牺牲。何等神武！象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正是这些感天动地的故事，凝聚成了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形象地诠释了川上书院所传播的那种优秀的民族文化。（孟庆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