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嘉祺，2005年生，现就读于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年级。
崔嘉祺，2005年生，现就读于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年级。
孙过庭《书谱》里说书法“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宋代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也评价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书、画是艺术创作中的不同表现形式，看似殊途，但却关系紧密。
“诗与书”中，“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含诗词歌赋，亦包含一切可书可写的文字。我认为“诗与书”的关系可视作相辅相成的。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创作的《祭侄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取义成仁之事。通篇用笔不拘泥于细节，气势磅礴，一泻千里。况且此稿是在作者极度悲愤的心情之下所作，故字是其波动情绪的外在表现。
由此，“诗”可以通过“书”表现出来，“书”也能流露出“诗”的深层内涵。与其相似的例子也可参考王羲之的《丧乱帖》与《快雪时晴帖》，前者的背景是悲伤的，王羲之先墓被一毁再毁，而自己却不能奔驰前往整修祖墓，遂写作信札，表示自己的无奈和悲愤之情。用书法的表达便为行草书与草书相结合，使人一睹便有悲痛之感。后者则不必多言，“晴”一字便展现出愉悦的心境，故使用行书较多。整体虽二十余字，排版整齐，观赏性极高。在书法创作中，“诗”与“书”的联系更加密切，例如在书写毛主席诗《沁园春·雪》时，结尾“还看今朝”四个字可用“浓墨”与“草书”与相结合的笔法，字体亦可以放大，使四个字尽显生机活力，也蕴含教员诗中对革命新青年的殷切期待。
崔嘉祺书法作品
“书”与“画”的关系，是古今文人雅士所畅谈的话题。古人视书、画同源，善画者即善书。启功先生的“画名”丝毫不逊于“书名”，因为“书”与“画”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例如笔法上的点画勾勒，整体上的留白设计，细节处的将殊处理。就拿“山石皴法”来说，皴法是表现各种石质纹络的主要手段；是中国画特有的绘画技巧和符号化的形式语言；它既具象，又抽象；它可以表现具象的山川地貌，画家也可以通过它表现自己特有的审美取向和精神气质。详见苏轼的《木石图》。整卷只有枯木与竹石两物象，所以画意的表达，就得从用笔入手。画中石头有些披麻皴的特征，用笔比较空灵，比较注重写意，讲究虚实对比。在书法中也有类似的用法，例如用极浓且干燥的墨来作枯笔，亦与前文产生一浓一谈的视觉之感，这在许多草书中有所涉及。
“诗”与“画”的关系属三者中最常见的。在语文课本中，几乎每一篇古文总要配上几幅图来点饰，因为诗和画中都是富有情感的，往往诗与画的佳作都是在丰富的情感背景下得来的。例如齐白石山水画，往往是即兴所得，有的山水画的题诗因未把握好墨的浓度而导致晕染不清，但这正能体现作画时的投入，情感的渗透。兴起时往往是顾不得细节的。又如张大千晚年的泼墨云山，张大千利用彩墨自身溶于非溶于水的关系和效果，施行渲染、重叠、泼洒、沉渍、流动，营造出了千姿百态的烟云效果、山势气韵，使得那如真似幻的抽象造型与客观上大自然的山岚云雾、云水飞动的具体形象有机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恢宏大气，雅俗共赏。
诗书画三者的关系错综复杂，极具趣味，非尺纸寸笔所能言说，还需从具体作品中求索。(作者现就读于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年级)
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点评：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 赵德润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学生崔嘉祺，一个16岁的少年，品学兼优且对诗书画有相当的研究，看了他《浅谈诗书画》的文章和几幅书法，感到已超出他这个年龄段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主管的文化艺术类学术期刊《中国民族博览》杂志辟“艺苑新人”专栏予以介绍，可喜可贺。
多年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刊《中华书画家》创刊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希望杂志社要善于发现人才，当好“伯乐”。既要弘扬经典,又要推出新人。凡是好的、创新的、有才气的书画家，不管年龄，不排辈分，不论门派，可能在某些方面还不是很成熟，也要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宣传，为他创造一些探索的条件，使他有可能成为大家。
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者王希孟即是一个18岁的少年。自古英雄出少年。每读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总感到激情澎湃；生机勃勃的少年，置身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虽然还要取长补短多多努力，其前途已未可限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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