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洛阳藏书家晁会元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私人藏书博物馆——白河书斋晁氏藏书博物馆，馆藏三万多册文献史料，其中不少古籍善本实属珍稀。
2015年，洛阳藏书家晁会元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私人藏书博物馆——白河书斋晁氏藏书博物馆，馆藏三万多册文献史料，其中不少古籍善本实属珍稀。
这事儿发生在洛阳，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十三朝古都洛阳，是许多王朝的“国家图书馆”所在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洛阳藏书代表着中国藏书的最高水准。
中国第一位私人藏书家孔子，曾入周问礼，参观东周王城的“城市书房”。
晁会元是晁氏藏书家族的后裔，南宋私人藏书家晁公武的族人。
他认为，作为公家藏书的有力补充，私人藏书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火种：“目前国内现存的汉文古籍文献，大多来自民间历代私家珍藏。没有私人藏书家的守护和奉献，我们见不到这么多传世古籍。”
第一个私人藏书家
私人藏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已冒头。
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诸侯王竞相拉拢有识之士，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流派异彩纷呈。
诸子百家开班收徒、著书立说，藏书甚丰。孔子不仅是教育家，也是私人藏书家。他在编订教材时，收集了一批藏书，影响深远。
封地在洛阳的秦国相国吕不韦，不但藏书，还带领门客编纂《吕氏春秋》，为其他藏书家提供了藏书新品种。
东汉京城洛阳出现了买卖图书的书肆，方便了私人藏书。东汉学者王充年轻时没钱买书，常在洛阳城里逛书肆。他看书过目不忘，把书“藏”在肚子里，厚积薄发，写出了哲学名著《论衡》。
与王充同时代的史学家班固、文学家蔡邕等人，实打实地收藏了不少书。《后汉书》里说，蔡邕藏书万卷，连曹操都眼馋。
汉末至隋唐时期，文化兴盛，纸普遍应用，私人藏书快速发展。文献记载，隋唐时期，藏书过万卷的私人藏书家便有20多人。
宋代往后，雕版印刷术日渐普及，图书再版的速度加快，买书、藏书更容易了。私人藏书家数量剧增，数都数不过来。
藏书不仅在“藏”更在“护”
私人藏书起初不被官方支持。秦代下过禁书令，焚书坑儒，禁止民间私藏图书。
然而权力禁止不了人们对文化的追求。汉代统治者不但取消了禁书令，还“求遗书于天下”，在全国征集古籍文献，希望私人藏书家协助朝廷补全官方藏书。
古代的纸质文献得以传世，甚是不易。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战火不休，官方藏书首当其冲，屡屡被毁。
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火烧洛阳城，洛阳的“皇家图书馆”损失惨重。这种事儿在历史上一再发生，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官方藏书都会丢掉半壁江山。
战后重建，公家往往得靠私家来“续命”：政府从民间征书，或收购，或抄录，补全藏书体系。
宋代往后，许多藏书家自行刻印书籍，以防古籍亡佚。白河书斋晁氏藏书博物馆的藏品，大多是古代藏书家编印的。
晁会元说，古代藏书家常会对古籍文献进行梳理、研究。比如南宋的晁公武，依据自己的两三万卷藏书，编著了《郡斋读书志》——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内容提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全面收录、介绍宋代以前的经典文献，对后世目录学影响极大。
古代藏书家摸索总结的藏书妙招，至今也不过时：
藏书要如排兵布阵，分门别类，井然有序，编制藏书目录，方便检索；书怕潮、怕火，故应藏于高处，注意排水、防火，经常开窗通风；书怕虫蛀，可将驱虫的植物汁液染在书上；此外，最好定期让书晒晒太阳——古代每逢农历七月初七有“曝书会”，别人家晒衣服，藏书家晒书，不亦乐乎。
书非借不能读也
藏书家爱书成痴，惜书如命。有人为了保护藏书，拒不外借。
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创始人——明代藏书家范钦，严禁族人将藏书外借或出售，违反者禁入祠堂、逐出族门。
有的藏书家则提倡共享藏书，让其发挥最大价值。
《晋书》记载，晋代的范蔚藏书七千多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这相当于他自费开办“城市书房”，免费让人看书，还管伙食。
北宋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编纂《资治通鉴》，藏书万余卷，设“读书堂”，与人分享读书的乐趣。
北宋文人宋敏求藏书三万多卷，当时有许多人向他借书，包括大文豪欧阳修、王安石，还有司马光的助手刘恕。
刘恕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求知若渴。他去找宋敏求借书，老宋打开自己的藏书房，任其“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
《宋史》记载，刘恕和司马光同游洛阳万安山，见路旁有块石碑，刻着五代列将，刘恕张口就能说出这些将军的生平事迹，可见其博学。
“各美其美”，不如“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分享藏书，方能让世界上更多一些博学多才之士，让优秀文化更加发扬光大。（记者 张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