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发掘60余年，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夏代文物。随着专家学者对这些文物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夏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
二里头遗址发掘60余年，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夏代文物。随着专家学者对这些文物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夏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第二展厅中央，重点展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宝级文物。近日，记者采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为您介绍该工作队对其中部分文物的研究成果。
乳钉纹铜爵：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青铜酒器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有酒就有酒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酒器有陶和青铜两种材质，青铜在当时属于贵金属，只有社会上层阶级才拥有。因此，青铜酒器大多出土于贵族墓中。这些青铜酒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青铜酒器。
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酒器实际上也是礼器的一种。
爵是酒器中的一种，属于小型温酒和注酒器。赵海涛说，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凡出土青铜容器的，必见青铜爵，可见青铜爵是礼器中的核心器物之一。
如今，我们在古装戏中经常看到王公贵族们举爵干杯的场面，但爵是否直接用来饮酒，尚不确定。考古人员在出土的爵底部发现有烟炱(tái)的痕迹，说明它具有温酒的功能。把温好的酒由爵倒入觚(gū)中饮用，可能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爵数量较多，青铜爵数量有限，它们造型一致：前有流(倒酒的流槽)，后有尖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把手，下有三足。
在数量有限的青铜爵中，乳钉纹铜爵属于最特殊的一件。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所有青铜爵中唯一带有纹饰的——腰腹正面装饰5颗乳钉，夹在两道凸弦纹之间。
不要小看这纹饰，它不仅代表着更高超的制造工艺，也表明了其拥有者不寻常的身份地位。
“如果把乳钉纹铜爵与二里岗至殷墟时期饰有兽面纹的青铜爵对比，还能够发现它们的造型、功能、地位一致，且纹饰都在把手的对侧。由此可见，夏文化中的青铜爵‘设计理念’和其背后代表的礼仪制度被后世深刻地继承了。”赵海涛说。
绿松石龙形器：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正统根源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贵族墓中，墓的面积约2平方米，尽管与后世达官显贵的墓葬相比，它实在小得可怜，但它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二里头时代最高等级的墓。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示了这座墓的复制品，墓中的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0.2厘米，厚度约0.1厘米。龙形器的龙头呈扁圆形，龙头上两只梭形的眼眶内，凸起白玉眼睛和鼻梁；龙身弯曲，布满菱形鳞纹；龙尾有绿松石条形饰；龙身之上，还置有一组铜铃和玉铃舌。
龙形象文物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现，甚至有的所处时代比二里头时代还要早，为何这件龙形器被称为“华夏第一龙”呢？
赵海涛说，在二里头时代之前，不同地区龙的形态不一，各具风格，且与现代人熟知的龙的形态有很大差异。而这件龙形器的造型，与如今的龙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二里头文化作为时代的黑马，其文化中龙的形态最终被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赵海涛说。
如今，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用途仍有待研究，有专家认为它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龙牌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其拥有者可能是宗庙管理人员。
也有学者认为龙形器是早期的旌旗，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族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旗”与“铃”对举，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其拥有者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
赵海涛认为，无论是何种用途，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都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可谓“超级国宝”。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极具夏文化特色的器物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长约16.5厘米，宽8厘米至12厘米，以青铜铸成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兽面之间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如果仔细看这件铜牌饰，能够发现它的绿松石片被打磨成山字形、钩形、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拼接出奇异的造型，兽面中依稀能辨识出触角、鼻子、眼睛。
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这样描述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上挑的眼眶里，一双浑圆的眼睛，透过3500年的时光，与你对视……略微拱起的弧形铜胎上，300多片绿松石，历经3000多年纹丝不动，光洁依旧……这高超技艺，在它的年代独占鳌头……”
赵海涛说，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是一件极具夏文化特色的器物。这类铜牌饰二里头遗址出土了3件，它们常以青铜铸出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镶嵌有细小的绿松石片。这类铜牌饰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于衣服上的。
因为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绿松石龙形器都与铜铃共出，专家推测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其身份可能与其他贵族有异。不过，他们究竟是主持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还是可以沟通天地的巫师，看法多种多样，但都仅是猜测而已。
七孔玉刀：夏代玉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玉器，其中有一件玉刀尤为引人注目，就是七孔玉刀。
这件七孔玉刀现展示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第二展厅。它的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形制最大、最精美的玉刀，是难得的玉器珍品。
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柄形器，制作往往精细、小巧；另一类是大型有刃玉器，这些玉器出土时，大多带有钻孔。
根据考古研究推断，当时的钻孔技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实心钻，另一种是管钻。实心钻大多采用硬度较高的石质钻头，也可以使用附着的竹木类钻头。管钻最有可能使用的是竹管。钻孔时，或从双面对钻，或从单面钻。这件七孔玉刀很可能是用双面对钻的方法完成的。
关于这件七孔玉刀的用途，专家学者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件七孔玉刀仿制于收割谷物的石刀，因玉质较脆，并没有使用价值。因此，这件七孔玉刀并非实用器，而是祭祀时使用的礼器，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七孔玉刀作为夏代玉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既是对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的继承和革新，又为商代玉器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海涛说。(记者 刘嘉仪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