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2000多年前，当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想到，在2000多年后，有一群人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或皓首穷经寻找点滴线索，或面朝大地发掘脚下遗址，一生孜孜不倦。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2000多年前，当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想到，在2000多年后，有一群人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或皓首穷经寻找点滴线索，或面朝大地发掘脚下遗址，一生孜孜不倦。
华夏之“夏”到底在哪里？寻找中华民族精神坐标的过程，伴随着我们走过了100年，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一本书引发大讨论事关历代知识分子的信仰
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学术著作引发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仅仅隔了两个月就再版。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作者是胡适。当时，胡适虽然只是北京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但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已经让他声名鹊起。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热议，因为胡适对没有可靠材料作为依据的中国古史采取拒绝的态度，撇开三皇五帝，跳过夏商，直接从孔子、老子讲起。
之后，他的学生顾颉刚接过大旗，撰写了《古史辨》，提出被历代知识分子当成精神坐标的尧、舜、禹和夏、商、周，大多是后世编出来的故事。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收获了一批支持者，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他们甚至和鲁迅有过激烈交锋。
早年拍摄发掘现场照片时需要使用高杆将人架起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供图)
转眼，时间来到了1928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现，大量刻字甲骨和其他商代文物的出土，著名学者王国维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代晚期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商代正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抛弃的时期，“疑古派”所怀疑的历史似乎可以通过考古重新建立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完成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的徐旭生开始将目光投向夏朝，他的名字也永远和二里头联系在了一起。
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有这样一个共识——成书年代更接近历史事件的书，可靠性普遍更高。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时候，距离夏王朝已有1000多年，让他回忆夏朝就像让今天的我们去回顾唐朝发生的事。因此，徐旭生将注意力投向了先秦史料，经过大量对比、研判，将夏朝可能存在的范围缩小到豫西和晋南，这里也是公认的孕育中华文明的地方。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刚刚有些起色的中国考古事业被侵略者的炮火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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