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1000周年诞辰。作为史学家，他在洛阳完成的巨著《资治通鉴》，足以彪炳千古；作为政治家，他的得失功过，人们历来品评不一。其实，无论是著史还是从政，对司马光影响最大的，都是他的“朋友圈”。
司马光像(资料图片)
今年是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1000周年诞辰。作为史学家，他在洛阳完成的巨著《资治通鉴》，足以彪炳千古；作为政治家，他的得失功过，人们历来品评不一。其实，无论是著史还是从政，对司马光影响最大的，都是他的“朋友圈”。
1 安乐窝里访邵雍
我常想，如果北宋有微信的话，司马光的“朋友圈”一定是非常热闹的。
为什么？因为支持他的人多，反对他的人也多。这些人大都是仕宦名流，其中不乏文坛领袖，大家一旦交锋，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完结的。
事实上，即使没有微信，司马光一生也深受“朋友圈”的影响。他的朋友中，有些是挚友，有些亦敌亦友。从一定意义上说，他能在洛阳完成《资治通鉴》的编著，离不开友情的支持。
在洛阳，司马光最好的朋友是邵雍。
邵雍字尧夫，比司马光大8岁。他迁居洛阳多年，家中时常名流云集，门生故旧遍布朝野，自己却始终不愿出仕。
公元1071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失意地离开了朝廷，“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他到洛阳不久，就去洛阳桥南的安乐窝拜访邵雍，问：“先生看我是怎样的人？”司马光字君实，邵雍说：“君实，脚踏实地人也。”成语“脚踏实地”就是由此而来的。
司马光与邵雍一见如故，说：“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两个人遂成莫逆之交。
后来，安乐窝差点儿被充公，司马光带头捐资，将其买下，宅契上写着司马光的名字，邵雍却安心住着，没有将其“过户”。
司马光退居洛阳，肩负着编著《资治通鉴》的重任。他在独乐园著书之余，最喜欢找邵雍切磋学问，或者“春看洛城花，夏赏天津月”，两个人一起饮酒赋诗。洛城之人敬佩他们的人品和学识，都自觉地以他们为道德标杆，一时忠厚之风闻于天下。
公元1077年秋，邵雍去世，留下23岁的儿子邵伯温。司马光对这个年轻人十分关照，他的儿子司马康也与邵伯温关系很好。后来，司马康因病早逝，留下幼子司马植，由邵伯温教导成人。
对了，邵伯温著有一部《邵氏闻见录》，记录北宋时期洛阳士大夫的生活，其中就有司马光等人在安乐窝留下的故事。
2 布衾题铭说范镇
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比范镇小12岁。两个人是同科进士，又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平生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所以关系非常铁。
在很多人看来，范镇的名气不如司马光。其实，他只是处世低调罢了。20岁左右，他就被人预言“将以文学名世”，后来果然高中状元，并担任翰林学士，成为编修《新唐书》的主力之一。
除了富有才情，范镇还直言敢谏。
宋仁宗在位多年无嗣，一日突然生病，群臣惊慌失措。大家都认为该立太子，但又“莫敢先言”，怕惹怒皇帝。范镇时任谏官，只有他站了出来，当面请求宋仁宗早立太子。随后，他又连着上了19次奏章，“待命百余日，须发为白”。最终，宋仁宗妥协了。
宋神宗执政时，为了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为相，进行变法。范镇和司马光一样，竭力反对新法。他曾五次上书，称王安石用的是“残民之术”，建议朝廷停止推行新法，“以养和平之福”。王安石被激怒，范镇因此致仕。
司马光在洛阳著史的时候，范镇曾专程从许昌来看望司马光。他了解司马光的为人，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布衾。
当时，范纯仁写了一篇著名的《布衾铭》，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爱其文义”，将《布衾铭》工工整整地写在范镇送的布衾上，并嘱咐家人，自己去世时要盖这个布衾，以此明志。
范镇一来，激发了司马光的游兴。他和范镇一起登上嵩山，并在嵩山上题字：“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稍事休息后，两个人又到龙门，“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楼，临八节滩”。
一路上，司马光诗兴大发，“凡所经从，多有诗什”。后来，他将自己游山玩水时所作的诗结集成《游山录》并作序，洛阳的士大夫争相传看，在“朋友圈”里引起轰动。
最后，司马光和范镇约定，“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他为范镇作了传；他去世后，范镇为他作了墓志铭。
3 专精史学是刘恕
为编著《资治通鉴》，早在公元1066年，司马光就根据宋英宗的旨意，“自择馆阁英才”，成立了书局。
最初书局有三个人，除了司马光，还有他的助手刘恕和刘攽(bān)。其中，刘攽主编《汉纪》，刘恕主编最难的部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
后来，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刘攽被贬出京城，离开了书局。刘恕以双亲年迈为由，回到家乡江西南康，在那里继续编书。无奈，司马光又为自己选了一个助手，就是好友范镇的侄孙范祖禹。
范祖禹在洛阳追随着司马光编书，直到《资治通鉴》全部完稿。不过，他太年轻，在书局中，司马光最倚重的还是刘恕。
刘恕比司马光小13岁，家境贫寒，性格耿介。他博闻强识，18岁就考中进士，却无意走仕途。司马光对他推崇备至，当年曾对宋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
正所谓能者多劳，刘恕负责编写的部分除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还包括隋和五代的历史。因为司马光知道，“群雄竞逐，九土分裂”的乱世史料整理起来非常棘手，“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
刘恕没有辜负司马光的信任，然而，繁重的工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公元1076年，为当面和司马光商量修书事宜，刘恕千里迢迢来到洛阳。此时，58岁的司马光早已须发皆白、老眼昏花，45岁的刘恕也羸弱不堪、形容枯槁。
刘恕在独乐园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手头的大部分工作。这期间，司马光等人曾陪他到万安山散心，看到路旁有五代时期一名武将的碑，别人都说不出这名武将的名字，刘恕却能将其一生的事迹讲得清清楚楚，令司马光佩服不已。
公元1077年初冬，刘恕因牵挂父母，返回南康。不料才到淮阳，他就听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一路受风寒加上悲伤过度，刘恕得了风挛疾，右肢萎缩瘫痪。尽管如此，他回去后坚持口述，让儿子刘羲仲记录，继续整理五代长编，直到后来“病愈笃，乃束书归之局中”。
次年秋，清贫一生的刘恕病逝，年仅47岁。
司马光悲痛不已，只得让儿子司马康加入书局，校检文字。公元1084年，长达294卷约300万字的《资治通鉴》终于完稿，其中的艰辛，只有司马光知道。（洛阳晚报首席记者 张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