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洛开幕，主题是“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及创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河洛文化与“一带一路”、河洛文化的“核”与“魂”、河洛文化与程朱理学、河洛文化与洛阳等议题，进行了第一次研讨发言，研究探讨河洛文化，促进河洛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本报记者对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昨日，第十四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洛开幕，主题是“河洛文化与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及创新”。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河洛文化与“一带一路”、河洛文化的“核”与“魂”、河洛文化与程朱理学、河洛文化与洛阳等议题，进行了第一次研讨发言，研究探讨河洛文化，促进河洛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本报记者对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整理，以飨读者。
●河洛文化是国家文化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文化非常讲究一个“中”字。早在4300年前，就有先民追寻“天地之中”的所在地，最终定位于陶寺遗址。
然而陶寺文明并没有延续太久，几百年后，二里头文化在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上崛起，河洛地区成为“天地之中”。回看中国历史，洛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周、汉、唐等王朝都实行“两京制”，洛阳皆为其中一京。在统治者的眼里，只有将洛阳作为首都才能证明王朝的合法性。此外，出土文物也不断印证着洛阳是“最早的中国”，如陕西省宝鸡市出土的何尊印有铭文“宅兹中国”，指的就是西周王朝的都城成周(今洛阳)地区。
现在，河洛地区作为“天地之中”的概念也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作为当年洛阳都城外围的礼制建筑，嵩山历史建筑群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一位外国专家建议在名字前面加上“天地之中”四字。
相关研究显示，全世界炎黄儿女，70%的姓氏都源自河洛地区，通过不断交往、融合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
因此，无论从地缘上还是从血缘上来说，河洛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区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青铜时代文化等)或“王朝文化”(夏文化、秦文化、唐文化)等，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俗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它是中国的核心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国家文化”“社会主导文化”。
●“二程”对中国思想影响深远
王中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孔子学会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北宋时期学派林立，其中“二程”所创立的洛学，对中国思想史贡献巨大。
“二程”是指程颢、程颐，长期在洛阳从事著述，聚徒讲学，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派别，故其学称“洛学”。洛学的理论形态是理学，理学主要指宋朝至明朝儒家哲学思想，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这个创新体现在以“理”为中心，强调天地概念，解释宇宙、万物、社会、人生。
理学对中国思想影响深远。
第一，理学强调讲道理和讲道德。前者是非常理性的、明辨是非的，后者是伦理的。
第二，理学强调“仁爱”，把“仁爱”思想由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人与其他事物之间，强调万物一体，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状态。
第三，理学开创了宋代的士大夫精神。宋朝转向文官政治，士大夫讲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忧国忧民的责任和担当。在程颢等担任地方官时，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亲戚相邻相互救助，教育事业也得到大力发展，给百姓带来了福祉。
第四，理学是一种精神之学，过好的个人生活，除了良好的秩序外，还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实现人格的发展，让人有归属感，有尊严。
第五，理学发展了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汉唐时期有道教、佛教，走的是宗教路线，理学走向了人文主义，有信仰、有信念，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中华法的“老家”在河洛
陈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顾问)
我国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但同时在河洛地区诸国中也提出了“以刑理政”的思想，并将其铸于青铜器之上，这在《尚书》等典籍中均有记载。而在儒家思想兴起的同时，出现了法家，更是人人皆知。
中华法在我国法制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中原是我国法治和法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中华法的“老家”在河洛地区。这有其特殊的社会环境与自然条件，它是丰厚的河洛文化哺育与催生的产物。
目前，我们对河洛文化的研究已经在深度和广度上有很多成果，但对中华法与河洛文化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在对河洛文化的研究中，对法律的研究不能缺失。几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从更深层次，从人性的角度进行研究。
此外，我们法学界、学术界对中华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和认识中华法的历史价值，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加强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大量引进西方法律思想、文化、制度，具有合理性，是开放大势所趋，但向西方学习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我们本土的法律文化。我们的很多论著都是以西方法律为基本架构，没有真正回到“生于斯长于斯”中华法的根源上来。所以，呼吁法律界和学术界要共同参与中华法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河洛文化研究的领域。
●客家人传承了中原文化
罗美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多数学者认为，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客家先民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在西晋末年就分期分批从这一地区出发往南方迁移，于南宋末年到达闽、粤、赣交界处定居下来，形成了“客家”这个群体。明清以后，客家人又从闽、粤、赣交界处往外迁徙，他们把所传承的中原文化带到了东南亚和世界各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明要靠语言表现、传承下来，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客家语言虽然受到南方民族语言的影响，但其主体结构还是和中原一致。
现在广东梅州的客家话是客家话的代表。它的音韵格局基本和元代周德清编的《中原音韵》一致。该书是一部专供北曲作家押韵、审音、辨字用的书，反映了当时北方的活语言。在语法方面，客家话和近代中原话一样使用“主语-谓语-宾语”的语序。此外，客家话和中原话一样，都将一些叠音成分加在形容词前或后，表示性质、程度加深，例如：白洒洒(食物淡而无味的)、雪雪白(很白)、背拱拱(背弯曲的)等。
中原和客家地区过去都长期处于农业文明的状态之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有很多相同之处，客家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也传承了中原文化。
●让河洛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再展风华
赖进义(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长)
河洛文化启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的历代中国，是历史上生活在黄河和洛水交汇流域的中华先民所创造的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华文明中更处于核心地位。
而河洛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其核心精神，汉朝以后趋于儒家思想的仁爱王道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所在。
河洛文化除影响中原四邻外，还曾通过郑和下西洋传播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与地区，郑和的和平使者形象，更凸显了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王道色彩。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在沉睡数百年后，因“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而重获世人瞩目，也受到东西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和欢迎。以王道为核心的河洛文化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价值，必将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再展风华。
●中华文化的“核”与“魂”来自河洛文化
施由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农业考古》杂志主编)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即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广大地域，其具体范围，学术界作过一些讨论，提出过一些观点。如：朱绍侯先生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中提出的观点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认为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同时，他还指出：“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
我认为，河洛地区是中原的核心地带，河洛文化圈以洛阳为中心涵盖河南全省。河洛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史前的孕育、夏商西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河洛文化的“核”与“魂”形成。虽然从秦汉到魏晋、隋唐、北宋，河洛文化不断有新的形态和新的内容，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核”与“魂”没有变，并传播扩展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核”与“魂”，在中华民族史中塑造与激励着一代代炎黄子孙，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核”与“魂”主要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礼尚乐、天人合一、尚中贵和、尊祖孝悌。
春秋战国之后，河洛文化的发展经历了秦汉经学、魏晋玄学、北宋理学等几个阶段的发展，但文化的“核”与“魂”没有变。河洛文化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伸展而播向全国，成为国家文化，所以河洛文化的“核”与“魂”也就成为中华文化的“核”与“魂”，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洛阳日报记者 常书香 李三旺整理 记者 杜武/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