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期以后，实行食盐专卖制，而经营食盐的暴利，使私盐贩子铤而走险，最终酝酿出导致两京倾覆的黄巢起义。明代时，福王垄断盐市，祸及中原。清代时，晋豫盐道畅通，洛阳为其枢纽。
1、黄巢反唐入东都
唐朝中期，朝廷开始实行食盐销售专卖制，即由民间生产，官府统一购买，指定商人批发专卖。同时，施行销盐分界，规定河东池盐运销之地为洛阳等164县。这种专卖制度，使食盐销售掌握在少数盐商手中，成为一种暴利行业，于是催生了一批私盐贩子。其中一些私盐贩子通过世代发展，形成武装走私集团，就是所谓的盐枭，黄巢、王仙芝都是唐末最大的盐枭。
王仙芝、黄巢先后组织起兵反唐，王仙芝败亡后，余部投靠黄巢，推黄巢为黄王。后来，黄巢先后攻占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自称皇帝，国号大齐。两年后，唐大举反攻，黄巢兵败东逃，在泰山狼虎谷被部下杀死。
但古代文献中也有黄巢最后出家的说法，南宋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载：“黄巢兵败后，出家为僧，隐居于洛阳南禅寺。”陶谷《五代乱离记》载：“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黄巢在失败后写了一首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这首诗表达的就是他失败的无奈心情。
繁华落尽，一身僧衣的黄巢，在洛阳天津桥品赏落日美景，竟无人相识。据说黄巢隐居之地的南禅寺，即后来的白云寺，在今偃师市顾县镇回龙湾村。寺初创于隋开皇年间，后经历代重修。寺坐北朝南，面对青龙河，峰峦拱秀，溪流萦回，林木葱茂，气象辉煌。白云寺山门右方有一小庙，内塑黄袍金甲黄巢，为清代塑像。
2、福王卖盐祸中原
五代至金元时期，食盐专卖管理更严格。后周时期，朝廷规定，若发现卖私盐者，不论多少，都处以极刑。这个时期，洛阳仍为河东池盐销售区。
明朝时期，食盐的专卖实行盐引制。盐引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官府垄断盐场，商人缴足一定的银两领取一定的盐引，然后凭盐引到盐场去领盐，从而销售。山西商人借此获得了河东盐池的大量盐引，迅速聚财，晋商开始称雄中原。这时，一些贵族也开始经销盐，最典型的是明朝末年的福王朱常洵。
明神宗非常宠爱朱常洵，封其为福王，建福王府于洛阳。《明史·福王传》载，建造福王府共花费2800万两白银，明神宗把全国矿税都赠给了福王，又赐庄田两万顷。福王又要求将没收的大学士张居正的家产以及江东杂税、四川茶税赐之，使中央财政为之一空。
但是，福王仍不满足，又每年请淮盐1300引，每引300斤，共39万斤。所谓淮盐，指两淮盐场产的食盐，它与河北产的芦盐、山东产的鲁盐，都属海盐。潞盐呈颗粒状，又称颗盐或大盐；海盐呈粉末状，又称末盐。洛阳为潞盐(河东池盐)的销售区，福王引入淮盐，垄断盐市，不但减少了国家税收，而且扰乱了盐业市场。
福王贪财嗜利，纵酒好色。崇祯年间，中州旱蝗交织，人相食，李自成农民军日益壮大。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李自成破洛阳，杀朱常洵。
3、明清的晋豫盐道
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池盐》载，我国主要有两个池盐产地：一处是在宁夏，出产的食盐供边远地区食用；另一处是山西解池(也就是河东盐池)，出产的河东池盐供山西、河南各郡县食用。当时，从运城到洛阳的食盐运输道路被称为晋豫盐道。
关于晋豫盐道，清代觉罗石麟的《河东盐法志》载：“清初规定，潞盐实行官督商销，政府控制食盐专卖权，招商认引，按引领盐，划界行销。潞盐在河南省的行销区共31县，包括豫西和豫南地区，每年销盐额为7194031引，每引240斤，共17265600斤。”另据清《河南通志·盐课》载：“河南府每年销盐额为18999引，3559760斤。在府属各县中，洛阳县最多，为4374引，1046760斤。新安县最少，为580引，82000斤。”
晋豫盐道，共由三部分组成：盐池到陕县会兴镇的虞坂古道、兴会镇至洛阳段的崤函古道、洛阳至南阳的洛宛古道。洛阳是晋豫盐道的枢纽，顺崤函古道可直接到达渑池、新安、洛阳、偃师、巩县等县，余者皆从洛阳转运，或从洛宛古道至南阳，从南阳转运新野、桐柏等附近各县。政府不仅规定了盐运路线，而且到达每个州县都有具体运程的规定。《河东盐法志》卷四载：“盐池至洛阳，计程三百九十里，限十二日到。”
每个州县的盐都是由政府指定的专商负责运输和销售的，这样一来，商人就通过行贿来取得专商资格。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以后，政府对潞盐裁去专商，实行引无定商、销无定地，放开了潞盐运销市场。这样，洛阳在晋豫盐道上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加强，并形成辐射中原的潞盐贸易中心。（郑贞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