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崇佛，宋朝大家欧阳修也信佛，他们都久居洛阳。不同的是，前者自小即有佛缘，水到渠成；后者早年排斥甚至诋毁佛教，后来则向佛心无旁骛，自号六一居士。
且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崇佛，宋朝大家欧阳修也信佛，他们都久居洛阳。不同的是，前者自小即有佛缘，水到渠成；后者早年排斥甚至诋毁佛教，后来则向佛心无旁骛，自号六一居士。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出生，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官至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欧阳修又是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在洛阳著《新唐书》《新五代史》，诗文文采飞扬，为当时文坛领军人物。
欧阳修早年不信佛教。《宋朝事实类苑》卷八记载：“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及佛书者，必正身折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曰：‘公既喜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字，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闻者大笑。”这是说，欧阳修一向不喜欢佛教，可他给小儿子取小名叫“和尚”。有人不解，问他，他说：“这就像有的人家叫自己家孩子牛羊犬马之类的一样。”
欧阳修曾著《本论》排斥佛教，认为佛教为夷狄之人所创，其法不应行于中国，佛教传入中国千年，对政教有害无益。他在早年的许多诗文中诋毁佛教，曾说：“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则天)氏之时盛也，视朝隐等碑铭可见矣。然祸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他还做了一些不利于佛教之事。北宋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他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在编撰史书中，删除有关佛教纪事200余则。
欧阳修思想的转变，见诸于《诗话总龟》的记载。据载，欧阳修一日有病，梦至一所，见十人冠冕环坐。一人云：“参政(欧阳修)安得至此？宜还返合。”欧阳修出门，又折回问：“你们是不是释氏所谓的十王？”答：“是。”欧阳修再问：“世人信佛有益吗？”答：“当然有。”欧阳修梦醒，病已除，自此遂信佛法。
其实，欧阳修由反佛到崇佛，源于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高僧大德。一次，他在圆通寺见到居衲和尚，两人一见如故，言谈甚欢。他深为大师的渊博学识所折服，临别题诗相赠：“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
一天傍晚，宰相韩琦来拜访欧阳修，两人是好友，无话不谈，畅谈之余，韩琦拿出契嵩禅师一篇题为《辅教编》的文稿，请欧阳修鉴赏。欧阳修就着烛光，一口气读完全文，惊奇万分，拍案叫绝。他没想到沙门中也有古文写得如此精妙的高手，虽然文章的论点是针对他的，但他不仅不惊，反而大加赞赏。他激动地对韩琦说：“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之。”韩琦说：“我也正有此意。”第二天一早，韩琦便同欧阳修一道前往拜会契嵩禅师。他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畅谈一天，不愿散去。
因为时常闲游山水，欧阳修与滁州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滁州知府游览，智仙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醉翁亭记》。
除了上述高僧，欧阳修还与山东秘演禅师、金山寺长老瑞新和尚僧昙显等交往深厚。他在与高僧大德交往中心生钦佩，逐渐接受佛理，由排佛转而为信佛。《佛祖统记》载：“欧阳永叔自致仕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自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
欧阳修作为一位具有佛教信仰的居士，创作了大量具有佛教思想的诗歌。他写的游洛阳龙门的诗有15首，《宿文仕寺》云：“横槎渡深涧，披露采香薇。樵歌杂梵响，共向松林归。日落寒山惨，浮云随客衣。”《自菩提步月归文化寺》云：“春岩瀑泉响，夜久山已寂。明月净松林，千峰同一色。”诗中，樵夫的吟唱、僧人的梵唱、瀑布泉水之声交织一起，更衬托出夜的寂静。月色皎洁，松林洁净，正是修禅之地，也饱含禅理。
欧阳修还作有《题净慧大师禅斋》诗，甚为著名。诗中道：“巾履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冷落，孤月定中圆。斋钵都人施，谈机海外传。时应暮钟响，来度禁城烟。”在这首诗中，欧阳修热情赞颂了净慧大师专注禅定的道行和高深的佛学造诣，诗人心向往之，溢于言表。（徐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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