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洛阳，既有来此弘法的西域高僧，也有来此学法的东亚僧众，俨然成为东西方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心。
唐时洛阳，既有来此弘法的西域高僧，也有来此学法的东亚僧众，俨然成为东西方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心。
日本向唐朝先后派遣了13次“遣唐使”、6次“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19次。这些使团有的经洛阳再到长安，有的只在洛阳停留后便返回东瀛，其成员少者百余人，多时达500人，其中许多是留学生，是来学习中国文化和佛教经典的。
新罗(今朝鲜)人义湘、圈圆测、法郎、道义等居于洛阳多年。在龙门西山，有唐时朝鲜佛教徒开凿的“新罗像龛”和高丽(今东北亚)人一文郎将妻扶余氏造像两区。
日本僧人吉备真备在洛阳、长安生活17年，回国后，取汉字偏旁创立了片假名。另一位日本高僧空海在洛阳、长安求学，回国后，仿汉文草书创立了平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日本僧人园珍来洛阳后，曾长时间在龙门西岗上徘徊，瞻望伊水彼岸的香山寺，他在《园珍行历抄》中写到，他是为了寻找金刚智大师的基塔和祭祀伟大诗人白居易英灵而来的。
洛阳福先寺是外僧荟萃之所。福先寺，原为太原寺。唐总章三年(公元670年)，武则天的母亲蔡国夫人去世，为积功德，武则天把在东都洛阳教义坊的旧宅捐为寺院，因其母被追封为“太原王妃”，其父被追封为“太原王”，故将寺院取名太原寺。太原寺原在教义坊，后来，“武后登上阳宫，遥见之，辄悽感，乃徙于积德坊”。积德坊在洛阳城东上东门内大道之南，武则天称帝后将其改名为福先寺，并亲自为福先寺撰写浮图碑文。福先寺还有一绝，那就是唐朝大画家吴道子曾在这里作《地狱变相图》壁画。据说，此画中的“病龙”绝妙无比，不仅神态逼真，而且能让人触景生情，善人观之更加向善，恶人观之弃恶从善，连屠夫、渔夫看了之后都“畏罪反业”，不敢再屠生灵。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二人随第9批遣唐使来华学经，当时在洛阳君临天下的唐玄宗敕令二位日僧在福先寺禅居，并由福先寺住持定宾大师为他们受戒。
3年后，荣睿、普照学经大成，邀请福先寺僧人道璿(xuán)去日本国弘法传戒，此为中国僧人首次东渡扶桑。当时禅居福先寺的印度僧人菩提仙那闻讯，要求一同前往。道璿是禅宗北宗鼻祖神秀大弟子普寂的得意门生，他到日本后，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二代传人。也有人说，道璿是携带《华严经》章疏到达日本的，他弘扬“华严”兼传戒律，是日本华严宗的第一代传人。和道璿同去日本的菩提仙那，曾应邀为日本最著名寺院奈良东大寺大佛开光，也极为风光。
荣睿、普照二位请了道璿大师到日本，犹嫌不足，又千里迢迢到扬州，去请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大师。鉴真是位律宗大师，在佛教界地位很高，有“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大师”之誉。自天宝二年(公元743年)起，鉴真大师6次东渡，出生入死，直至双目失明，依然毫不动摇，终于在12年后到达日本，居奈良东大寺。早先已到达日本的福先寺僧人道璿、印度和尚菩提仙那等闻讯，即亲自到东大寺慰问。道璿和鉴真一行，把高度发达的盛唐艺术，如雕塑、绘画、书法、建筑、医药知识，以及大批的珍贵书籍、文物等带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各行业的进步。荣睿在随鉴真大师第5次东渡时不幸去世，普照把植树绿化城市的方法带回了日本，贡献巨大，日本《本朝高僧传》赞扬他：“自古至今，大唐留学生，普照第一。”
鉴真在出国前后数十年中，度徒受戒共计4万多人，有不少人被誉为“超群拔萃，为世师范者”，其中有35位是“翘楚一方”的著名弟子，洛阳福先寺的名僧灵裕为其一。
福先寺现称古唐寺。今唐寺门村南大约1公里，有一个村落叫塔湾，就是唐朝福先寺的所在地，具体地址在俗称“唐寺崖”的地方。
福先寺在唐代地位颇高，它坐南朝北，与一般坐北朝南的中国佛寺方向迥异。因其寺内建有“上干霄云”的高塔，又称塔寺。据载，该寺原建于洛阳市东郊塔湾村西“唐寺崖”，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洛水暴涨，冲毁了寺院。洪水过后，乡民们将寺院所剩遗物北移数里，重建了寺院，即今古唐寺。现寺院有山门殿、观音殿、白衣殿、立佛殿等四重大殿，山门门额题“古唐寺”三字，为1922年重修寺院时由“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佐民手书。寺内外有古碑10余方，其中一碑刻“郡东数里有福先寺，门临大道”等，足证此寺为北迁重建。（徐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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