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董世武为父报仇，手刃土匪头子冯老七 李玉明 插图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民间的相互仇杀，在豫西被称为“打孽”：张三之父被李四杀了，张三必将复仇，接下来，李四会组织人马去杀掉张三的全家。如此杀来杀去，造成仇恨叠加，并由此产生一批“打孽手”(职业杀手或打手)。他们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专为雇主报仇雪恨。
1、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打孽”出现四大变化
钦良研究豫西匪患，渐有如下认识：民国时期，豫西的社会痼疾是“军匪横行，军匪不分”，民间已呈现“山大王社会”特征——今天拉杆子、扩队伍，今天便是山大王。一旦有枪，就能在部队当个连长或营长。若觉得在部队受约束，不痛快，还可重返绿林，拉杆为匪。
这可害苦了百姓。在军匪的轮番搜刮下，乡民日渐穷困、流离失所，走投无路时，只好铤而走险，转而为匪，操刀杀人，再去欺压别人，如此恶性循环，促成豫西互相仇杀的恶风，使原本纯朴的乡民变得好逞凶斗狠，这是刀客滋生的重要原因。
据《洛阳县志》记载，清朝晚期已出现“打孽”现象，伊河南岸一带，两个敌对村寨之间，两大敌对家族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冤冤相报，被称为“打孽”。不过那时的“打孽”不搞偷袭与暗算，而是公开地进行，双方约定好时间地点，都不雇打手。
民国时期，军阀渐多，军阀之间常有战争，每一次战争过后，农民都能从溃兵手中得到枪支，甚至在家门口施舍几碗饭，就能得到步枪与子弹。农民惯见战乱与兵匪，胆子越来越大，头脑越来越活，为搞到枪不择手段。偃师夹河滩一农民在玉米地里锄地时，看见有部队经过，其中一个士兵内急，钻进玉米地拉屎，顺手把步枪放在一边，这个农民悄悄靠近，拿了枪就跑。
偷枪的都是穷人，富户大都去买枪。枪很便宜，从洋行里买，每支10元，从溃兵手里买，每支2元，或者给逃兵衣裳穿，让他换掉军装，化装成农民逃走，枪就留下了。当时，豫西一个20万人口的小县，就有上万支私枪。有资料表明，1930年，临汝县民间私枪达8万支。
民间枪支泛滥，使“打孽”出现四大变化：第一，从原来的公开械斗变为暗杀，从事先约定变为突然袭击；第二，参加“打孽”的集体减少，由原来两大阵营对打，变为由双方雇用各自的“打孽手”代劳；第三，“打孽”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几乎每次都要死人；第四，社会上产生一大批“打孽手”，即职业杀手或打手。
洛阳县李村(今属伊滨区)曾出现这样一幕：一天，村民们正在街头乘凉，一名男子走了过来，猛不丁掏出一把枪，对着一个中年男子的脑袋开了一枪，中枪者立即死了。这枪手一举成名，花重金雇他的人甚多——原来，他是一名“打孽手”，12岁就干这一行了。
2、渴饮仇人血：董世武“打孽”豫西闻名
出生于伊阳县(今汝阳县)蟒庄村的王凌云，后来成为国民党陆军中将。他年轻的时候曾跟着王建昭在豫西剿匪，对豫西民风非常了解，他后来写文章回忆说：“正是因为北洋军阀张敬尧、吴佩孚以及胡景翼、憨玉琨等几次在豫西混战，遗留在豫西的枪支很多，又因为当兵的多，当匪的亦多，大多数人都有枪，也大都会打枪，人人好逞凶斗狠。他们有为了争夺乡长、保长职位，为了不受压迫，为了女色，为了报世仇等，秘密拿钱收买‘打孽手’，讲好条件，把对方打死的，也有为子孙、为先辈、为丈夫报仇，亲手打死仇人的，这种‘打孽’恶风真是骇人听闻！”
可以看出，越到后来，雇人“打孽”的现象越多。花俩钱，杀个人，既把仇人杀了，双手又不沾血，还能回归自己原来的社会角色继续生活，似乎很划算。但若遇到父母兄弟被杀，仇恨不可排解，往往要亲自报仇，这也叫“打孽”，或称“打苦孽”与“打孽苦”。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永宁县(今洛宁县)的董世武和嵩县(今属伊川县)黄兑村的郭绍绪。
董家世居下峪镇砖屿村，有地约百亩，是富户。一日，董世武的父亲去赶集，归途中被土匪冯老七绑票，说票人(中间人)没有经验，就赎金与土匪讨价还价，失言冲撞了土匪，土匪恼了，立即撕票，尸体没有下落。冯老七担心被报复，开始追杀董世武。
董被迫出走，决定去当兵。他夜间沿洛河行走，担心有人追杀自己，就不住旅店，摸黑进一村庄，见一小院尚有灯光，遂推门而入，见一老者坐在床上看书。董请求夜宿，并以实相告，老者表示同情，说：“你想到城里当兵，但当兵要找保人，你在城里没熟人，恐怕不成。”
董说：“那么我去当刀客？”老者说：“生逢乱世，当刀客没啥丢人的，但也须存个好心肠，你手里有了枪后，要干啥？”董答：“杀富济贫，为父报仇！”老者盯着董世武看了看，说：“这样吧，洛河南岸有一个杆子，大驾杆是我的学生，名叫孙金贵。我修书一封，你带给他，这事便能成。”
董世武便投了孙金贵的杆子，这杆子有100多名土匪，常在县东部活动。董勤快能干，很快便赢得了孙的信任。一日，附近杆首在崇阳沟碰杆(匪首聚会)，冯老七也来了，孙把几个杆首叫到另一间屋子内，说：“进屋的都是自己人，烦劳各位拿主意，董世武有仇未报，他爹被冯老七撕票，今日他有了为父报仇的机会，各位说他的仇应当报否？”大家都说：“绝无不报之理！”
于是，董绑住冯老七，令手下把仇人拉到下峪集市上。他大声叫牌子(亮明身份)道：“我是砖屿村的董世武！冯老七是我的杀父仇人！今日我为父报仇，与别人无关。各位叔伯大娘不要惊慌！”说完，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破开冯老七的肚子，并就势伏在冯老七冒血的伤口上吮吸其鲜血，品咂有声，众人大骇。他又砍下冯老七的头，带匪众扬长而去。
3、有仇必报：“打孽”观念被乡民普遍认同
山大沟深，乡民法制观念淡薄，遇大事都靠武力解决，这是豫西民风一大特点。民国初年，嵩县东区黄兑村出过一个响当当的人物郭绍绪。他之所以投军，正是因为当年一桩著名的“打孽”案。
话说黄兑村的村长郭灿，因派差得罪了同族大地主郭某，郭某雇“打孽手”枪杀郭灿一家。郭灿的儿子早死，遗一孙，名绍绪，才12岁，当日因去舅舅家才躲过此劫。小绍绪闻讯迅速逃走，投奔镇嵩军当了小勤务兵。
事过六七年，郭绍绪长大成人，在军中有一个把兄弟，两个人带着两把手枪，于1921年冬夜潜回黄兑村，把大地主郭某家四口人全部打死。事后，他来到街上叫牌子：“我是郭绍绪！是回来为我爷报仇的！我杀的是仇人！与村中老少爷们儿无关！”这样一喊，官民皆不过问此事，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见王凌云《豫西旧社会军匪横行的概况》)
由此可见，当时“打孽”已被大家认同，有仇不报非君子，有孽不报非男儿。上面的这个例子很典型：同村打孽，同姓打孽，同族打孽，互相仇杀，决不留情。其中还有更典型的“打孽”事例，请看下篇。（首席记者 孙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