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幢拓片。（资料图片）
国内文化、文物界的学术名家历来出言谨慎，但近来，他们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对一件文物的出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冯其庸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发现对世界学术界来说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说，它的出土是基督教东传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在世界文化史、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甚至将其称为2006年世界级的文化发现之一。
他们提到的这件文物就是在我市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
昨日，记者在市文物局文物库房里见到了这件文物。它和常见的佛教经幢一样，为一八面体石棱柱，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残存经幢最高部分81厘米，最短部分59厘米。残存部分字迹清晰，上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1部，存经文19行431字；《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记》1篇，共21行348字；左上端有题记2行16字；另有祝词14字。共计存字809个。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经幢的上端分别雕有十字架符号及“天神”形象（如图）。
该经幢缘何受到专家如此关注，还要从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说起。
（一）
景教是唐代传入我国的基督教一派。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人阿罗本自波斯来华传播景教。太宗下诏在长安兴建波斯寺（后易名大秦寺）。不久景教向全国发展。16世纪，天主教进入中国，景教教徒人数锐减。
景教传入中国后，史踪一直扑朔迷离。多年来，国内外景教研究进展不大，历史文献的罕见、缺乏是主要原因。此前，在中国发现的景教文献仅有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与1900年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经典《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和《志玄安乐经》写本，其中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也有残损。后来因为战乱，据说这两部经书流落到了日本，但《大秦景教宣元本经》至今下落不明。目前，国内仅存该经卷照片一张，字迹清晰可辨。
由此，不难明白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的出土，是多么让致力于宗教研究的专家学者感到惊喜！去年，世界汉学大会在京举行。大会专门安排一个圆桌会议，来讨论“景教文典与新近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
目前，该经幢具体的出土时间、地点尚无法确定。据最早发现该经幢价值的市民俗博物馆研究员、碑刻研究专家赵君平分析，该经幢大概是在2006年5月出土于洛龙区李楼乡。经幢上的《经幢记》记述了刻制该经幢的原因、时间和过程：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八日，景教僧人清素与从兄少诚、舅安少连及义叔上都左龙武军散将某某等人，在“保人”某某参与下，于洛阳县感德乡柏仁里地主崔行本名下买地一所，为其死去的母亲“安国安氏太夫人”及“亡师伯”某修建茔墓，并在墓前树此经幢，在幢石上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保佑亡灵，并记录事情缘由始末。 经幢上的题记还显示，大和三年（829年）二月十六日，这一景教群体又于当地举行了迁葬仪式。
赵君平说，这一经幢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唯一一件景教经幢。该经幢和现藏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同，前者记述的是景教传入中国的始末和流行中国的过程。而我市出土的经幢则再现了景教的经义实质和内容，是国内外目前仅存的最为可信的景教经典。
（二）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罗炤教授认为，这块经幢记录的景教在唐代传播状况的重要文献表明，基督教在那个时期已深入中国民间。罗炤说，该经幢残存有景教经文和经幢记以及完整的十字架图像，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它最上端两组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四尊类似佛教飞天的“天神”图像，显示出基督教在唐朝曾借助中国佛教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
经幢本是我国佛教石刻的一种，是仿照佛塔形式做成的多角形石柱，上面多刊刻佛教经咒等，主要置于寺庙中或墓葬旁。中山大学教授林悟殊说：“无论是塔还是石经，都不是基督教之物。基督教讲究牧师讲经，在马丁·路德后才主张普通信徒手持读诵《圣经》。谁能想到早在唐朝，中国基督徒就已将经典刻于墓葬礼仪的经幢上保佑亡灵呢！”
在冯其庸看来，该经幢的出土，还了结了景教研究中的一桩公案。1900年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和《志玄安乐经》写本后由天津收藏家李盛铎收藏，引起了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高度关注，王国维称两部经书为“世界宝籍”。后来，李盛铎收藏的两部经书据说到了日本，其中《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下落不明。上世纪40年代，传说日本人小岛靖氏获得敦煌写经二卷，其一便是《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被称为“小岛文书”。“小岛文书”所谓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否为真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激烈争鸣。
这次，冯其庸对在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经文与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的照片进行仔细核校，发现二者题目虽有一字之差，但经文几乎完全一致，说明二者是同一经文。再将这一经文与“小岛文书”比较，明显看出“小岛文书”《宣元至本经》除经题外，无一句与敦煌写本与洛阳经幢本相同。综合各种分析，冯其庸肯定地说，“小岛文书”确是伪经。
原来残损的敦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得到洛阳经幢经文的校补，使这部景教经典基本上得见全貌（尚存少量残损），令冯其庸异常高兴：“千年古经得窥全貌，实宗教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即使把它看作是敦煌藏经洞遗珍的再现也不为过。”
（三）
景教在唐代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经幢在我市的出土，也为人们认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证据。
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张乃翥说，经幢透露出唐代洛阳地区就有景教的传播，这为研究景教弘法中原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经幢记》显示，此墓的墓主为“安国安氏太夫人”。主持并参与、见证此事的景教神职人员，有“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氏等。按照当时的惯例，中亚、西亚的来华胡人，均以本国汉字国名的第一个字为姓，而康、安、米等都是西域粟特人建立的城邦国家的名字，可见当时洛阳景教信士多为西域来洛的粟特人。其中“大秦寺寺主”的出现，印证了史料上有关唐时洛阳就有景教“波斯胡寺”的记载。
该经幢的出土，还使人们知道唐代洛阳城曾有胡人墓葬区域的存在。张乃翥说，唐代东都建春门之内的里坊附近有当时规模最大的市场“南市”。随着唐代丝路交通的拓展，毗邻南市一带多有西域胡商聚居。而粟特人擅长经商，他们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因此，此次在与南市接近的城东“感德乡”一带，出土景教经幢这类粟特人的墓葬遗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早在晚清时期，这里就曾出土过景教著名传教士阿罗憾的墓志。
张乃翥说，审察这一经幢的形态构成，可知这一景教遗物在外在器物形制和内在意识形态上都有模仿佛教文化的迹象。例如，这种八面棱柱的经幢结体，直接仿照了唐代佛教陀罗尼经幢的形制特点。而经幢上端雕刻的“天神”形象，也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极其接近。由此不难看出，这件景教经幢，明显从佛教同类文物中汲取了营养，说明当时诸多宗教之间存在着相互吸收、相互融会的现象。洛阳地处中原，其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无疑给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景教经幢追缴记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的面世，引发了国内外宗教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一国宝级文物从出土到被文物部门收藏，还有一段曲折的历程。
原来，经幢出土后，没有立即被文物部门收藏，而是落入了文物贩子的手中。2006年7月的一天，瀍河回族区文物贩子马某在老城区以2100元的价格从两名农民手中买到这件文物，然后通过另一文物贩子孟某，又以2800元的价格卖给了在老城区开文物商店的女老板李某。因为经幢上文字晦涩难懂，有师徒关系的孟某和李某购买后没有认识到经幢的价值，就放在店中捶打经幢上文字制作成拓片出售。拓片流入市场后，被人拍成照片在网上发布，引起国内宗教学研究领域专家的高度关注：国内外景教文物屈指可数，而该经幢拓片反映的内容过去从来没有公布过，难道是有新的景教文物出土？
北京一位专家立即通过国家文物局向市文物局询问拓片的出处。当得知我市文物部门并没有收藏到拓片上显示的景教经幢后，国家文物局立即通报公安部，希望公安部门协助查找经幢的下落。之后，公安部向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公安厅向洛阳市公安局发来传真，要求协助查找经幢，并强调了查找经幢的重大意义。
2006年9月11日，市公安局接到省公安厅传真后，立即组成了专案组，开展此案的侦破工作。侦查人员通过知情人，辗转找到李某和孟某，两人交代，同年8月，两人已经以7500元的价格，将经幢和另外一件太原王女郎墓志卖给了上海一家企业的业务员王某。
9月13日，侦查人员让孟某以“有精美拓片出售”为“诱饵”，给王某打电话，将王某诱至洛阳，实施抓捕。孟某打电话，王某恰好出差在平顶山。当天夜里，侦查人员带着孟某来到平顶山，找到王某。王某交代，经幢和墓志已经拉回他姐姐在无锡的家中存放。
事不宜迟。第二天，侦查人员迅速赶到无锡，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来到王某姐姐家中，从其后院的一间空房内，找到了经幢和墓志。侦查人员找来木棒，费尽周折才将两件文物抬上汽车，运回洛阳。两件文物终于完璧归赵，重新回到了河洛大地。市文物局立即组成专家组，对追缴回来的文物进行鉴定，其中景教经幢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墓志被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一起公安部督办的重大案件，在洛阳警方的努力下，几天时间就侦破。为了表彰洛阳警方快速反应、打击文物犯罪的行为，省、市文物部门先后奖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万元和4万元。与此同时，马某、孟某、李某也因非法进行文物买卖，受到法律的惩处。 本报记者 张亚武 通讯员 马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