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有学者认为“夏代传说之确立，至早在殷周之际。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故周人盛称之，而殷人则不知，亦无怪乎卜辞之不见其踪迹矣”。这种说法，流传甚广，至今仍被称述之。殷墟卜辞真的不见夏代“踪迹”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从殷墟卜辞和商周金文中“杞侯”“杞妇”和“杞伯”的相关史料，可以窥见一斑。
20世纪30年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有学者认为“夏代传说之确立，至早在殷周之际。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者，故周人盛称之，而殷人则不知，亦无怪乎卜辞之不见其踪迹矣”。这种说法，流传甚广，至今仍被称述之。殷墟卜辞真的不见夏代“踪迹”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从殷墟卜辞和商周金文中“杞侯”“杞妇”和“杞伯”的相关史料，可以窥见一斑。
商周杞国与夏之苗裔
杞国，本是商周时期的著名国族。《国语·周语下》记载王子晋的话说：“有夏虽衰，杞、鄫犹在。”韦昭注：“杞、鄫二国，夏后也。犹在，在灵王之世也。”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欲观夏道，是故至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其存者有《小正》。”这说明“杞”是夏禹后裔的姒姓国族，孔子所见的《小正》，就是夏代留存的历法典籍。
据《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成汤受天命“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这说明商汤灭夏后，封夏禹的后裔为诸侯国。
《礼记·乐记》载：“武王克商，封帝舜之后于陈，封夏后氏之后于杞。”西周初年，周成王举行“成周之会”时，在堂下左侧有“夏公立焉”。这里的“夏公”即杞国的君主。《史记·夏本纪》说：“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正义》引《括地志》云：“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城也。周武王封禹后，号东楼公也。”武王灭商，求禹之后，乃得“东楼公”，封之于杞，其地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一带。
大约在西周晚期，杞国东迁到今山东境内。《左传·隐公四年》载：“莒人伐杞，取牟娄。”“牟娄”在今山东寿光一带。这说明在春秋之前，杞国已东迁到山东。
《左传·僖公十三年》载：“夏，会于咸，淮夷病杞。”《左传·僖公十四年》载：“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缘陵”在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这说明杞国因受淮夷及宋国的侵扰，迁到今昌乐县境内。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晋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即，帮助杞国修筑城池。同时“晋侯使司马女齐来治杞田”，即，使鲁国归还所侵夺的杞国土地。因此，“杞文公来盟”。这是公元前544年杞与鲁国结盟的记录。《史记·夏本纪》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楚惠王灭掉杞国。
由上所述，自商代初年到战国早期，夏禹后裔姒姓杞国的君统，前后延续千余年。
卜辞“杞侯”与商王“征人方”
殷墟甲骨文中有“杞侯”和商王到“杞”地的记载。这是探索商代夏族情况的重要资料。
例如，武丁对“杞侯爇(ruò)”的担忧。“丁酉卜，嗀(hù)贞，杞侯爇，弗其祸？凡有病。”这是商王武丁贞问“杞侯爇”的卜辞。大意是，商王武丁贞问杞侯爇，不会有灾祸吧？他总会有疾病害的。由此可见商王武丁与杞侯爇的关系密切。
祖甲“征人方”时巡视“杞”国。祖甲(商王武丁之子)“征人方”时，有巡视“杞”国的卜辞。例如：“已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这是祖甲时期征人方返回时省视“杞”国的卜辞。商代晚期，在祖甲和帝辛(商纣王)时期，发生两次征人方的重大军事行动。“行”是祖甲时期的贞人。“王其田”，指祖甲在杞地进行佃猎活动。这是问商王祖甲在杞地进行佃猎是否有灾害。
卜辞常见商王“步于诸侯国”的记录。杨升南先生在《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里指出：“王步于诸侯国，可能是一种巡视性质的活动。《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商王巡视诸侯国是统治整个国家的象征。”
“征人方”即“征夷方”。郭沫若先生说“殷代之尸(夷)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在今山东省、安徽省境内。清代晚期，山东寿张出土商代晚期的小臣艅犀尊，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该器铭文曰：“丁巳，王省夒(náo)祖，王赐小臣艅夒贝。惟王来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
铭文所说的“王”，当指商王祖甲。“夒”即高祖夒，是商人尊奉的始祖神。“祖”，《说文·示部》谓“始庙也”。殷墟所见“高祖夒”的卜辞如“壬戌贞，其告秋口于高祖夒”“癸巳贞，于高祖夒……”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指出：“夒必为殷先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求之，盖即帝喾也。”郭沫若在《卜辞通纂》里说：“神话中最高人物迄于夒，即帝俊。帝俊在《山海经》中即天帝，卜辞之夒亦当如是。”因此，卜辞中的“高祖夒”，就是《山海经》中的“帝俊”。“夒祖”即“夒宗”，指安放高祖夒神主的庙堂。“夒贝”指高祖夒神庙里放置礼神的货贝。
这件铭文记载小臣艅受赐的时间是“惟王十祀又五”，也就是“王”十五年。“彤日”是举行彤祭那天。“惟王来征人方”，是说小臣艅是在祖甲十五年征伐人方归来时举行彤祭那天受到赏赐的。
帝辛“征人方”时巡视“杞”国
帝辛“征人方”时，有巡视“杞”国的卜辞。例如：“庚寅卜，在香贞，王步于杞，无灾？”“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诇，无灾？”
这两条都是帝辛十年征人方返程时省视“杞”国的卜辞。董作宾先生在《殷历谱·帝辛日谱》里，已绘出帝辛十年征人方的往返路线图，但全文略显粗疏。而后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李学勤先生的《殷代地理简论》等甲骨学专著，都对帝辛征人方的军事活动进行了专门讨论。
第一条中的“香”，古地名。它的前一条卜辞是：“丙戌卜，在恒贞，今日王步于香，无灾。”“恒”，《大清一统志·归德府》山川条说：“恒山在睢州西北十二里，崒嵂南向，为州主峰。”“恒山”在今河南省睢县西北。今睢县距杞县约60公里，从“恒”到“杞”两地相隔4天步行的路程。这条是卜问商王从香步行到杞地，是否有灾祸？
第二条中的“诇”，古地名。这条是卜问商王今日从“杞”步行到“诇”地，是否有灾祸？
杨伯峻《左传·隐公四年》注说：“杞，国名，姒姓。杞本旧国，汤封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曾言之，证以卜辞有杞侯，良信。”因此，殷墟卜辞中的“杞侯”指杞国君主。这说明商代晚期“杞”国的君统仍然存在。
杞妇卣与杞伯诸器
杞国的史迹还得到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有力佐证。传世有商代晚期的亚丑杞妇卣(yǒu)，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件铜卣的形制与商代晚期同类器形相同。亚丑杞妇卣通高18.84厘米，器内有铭文“亚丑杞妇”4字。这里的“亚丑”是其载体铜卣的标识。“杞”，即商周时期的姒姓杞国。“杞妇”说明这件铜卣是为杞侯夫人铸作的礼器。
这种“亚丑”标识，多见于传世的商代青铜卣铭和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上。杞妇卣铭文“亚丑”标识的寓意，可从作器者的身份窥见一斑。《诗经·小雅·节南山》有“琐琐姻亚”句。《玉篇·亚部》云：“亚，配也。”古代“亚”字的寓意，常与婚配密切相关。“亚”，《说文·亚部》谓“丑也”。《方言》卷三说：“丑，同也。”“同”有合和、同耦之义。由此可见，这里的“亚丑”标识，本是杞侯夫妻婚配和亲密的象征。
清道光、光绪年间，山东新泰出土杞伯每刃诸器，有杞伯鼎2件，杞伯簋(guǐ)5件，杞伯壶、杞伯壶盖、杞伯匜(yí)、杞伯盒各1件。这批铜器有的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处，有的流失海外。1966年秋，山东省东台村西出土杞伯每刃鼎1件，现藏山东滕州市博物馆。这两批有铭铜器，均为春秋中期杞国国君为其妻邾氏铸作的礼器。这两批铜器的发现，正是杞国东迁到今山东省内的历史见证。
山东新泰杞伯诸器问世后，学者多有著述。杨树达先生的《杞伯每刃卣跋》说：“每刃之名不见于经传，余疑其即杞孝公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书，杞伯匈卒，即孝公也。刃字似匈而非匈，秦汉间人不识古字，误认为匈耳。金文每刃，经但作匈者，古人于二字之名往往单称一字。”
综上所述，殷墟卜辞有关“杞侯”的史料及商周金文中的杞国铜器，足以说明那种认为殷人不知“夏代传说”、殷墟卜辞“不见其踪迹”的说法，是不足信的。（蔡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