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早期的王国都邑，兼有实用、祭祀和礼仪多种功能。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有专门的祭祀区，宫殿区内也有专门的祭祀场。已形成一定制度的多种祭祀形式，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和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二里头文化进入国家阶段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的重要标志。今天，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要带大家看看这些神秘的祭祀遗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头等大事。早期的王国都邑，兼有实用、祭祀和礼仪多种功能。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有专门的祭祀区，宫殿区内也有专门的祭祀场。已形成一定制度的多种祭祀形式，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和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也是二里头文化进入国家阶段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的重要标志。今天，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要带大家看看这些神秘的祭祀遗存。
坛和墠(shàn)，祭祀天地神衹
二里头遗址的祭祀区主要分布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东西约二三百米。祭祀区内的祭祀遗存共分两类——
二里头遗址祭坛（资料图）
●一类是高出地面的圆形地面建筑，称作坛。坛直径在5米以内，坛上分布着一圈或两圈大小相近的圆柱形黏土墩，植根于坛体内、凸起于坛体上，无墙无柱。坛面和坛下有经踩踏形成的路土，坛的周围为平整干净的场地。旁边有随葬铜器、漆器、陶礼器的贵族墓，有火烧遗迹。
●另一类是低于地表的单体或组合式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称作墠。这类长方形浅穴内会铺垫有净土，净土上有人类活动形成的踩踏面，及经过火烤形成的大小不一的“红烧土面”，无墙无柱。因此，其可能是没有屋顶的建筑，壁面抹有“墙皮”。墠类遗存的周围也发现有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陶器的贵族墓葬。
东汉郑玄注《礼记·祭法》时说：“封土为坛，除地为墠。”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高于地表的圆形建筑”和“低于地表的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形制与此符合。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测，坛可能是祭祀天神的设施，而墠则可能是祭祀地祗(zhī)的设施。中国古人有天圆地方概念，因此传统上天坛为圆形、地墠为方形。
祭祀天地神衹，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是古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夏代，祭天礼称为“寮祭”。“寮祭”的起源历史可追溯到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初期。华夏先民以火炙肉奉献给祖先和神灵，然后分而食之。因此，作为“祭天”仪式的重要媒介，鼎作为神圣的器物，逐渐成为了权力和国家的象征。
“灌礼”也是古代祭祀的一种仪式，斟酒浇地以求神降临。夏代的“灌礼”源于对春季和东方太阳的崇拜、对自然生命的崇拜。“灌”的本字是“萑”，《说文解字》释之为“爵”。可见，“灌礼”是以爵和斝(jiǎ)等礼器盛美酒灌地以降神的仪式。
二里头遗址坛墠类遗存的发现和认知，为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和思路。二里头坛墠类祭祀设施，其祖形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至夏代早期：二里头祭坛的直接源头可追溯到河南龙山文化，而二里头墠类遗存，现知可直接追溯到新砦文化。
可见，二里头遗址的坛和墠，上承自新石器时代和夏代早期，并在以后王朝更迭中得以世代传承，逐步发展变迁。
动物祭祀制度，出现变革性发展
在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内也发现有祭祀遗存，大致分为两类——
二里头遗址祭祀坑（资料图）
●一类位于1号、2号、3号等大型宫殿基址附近。1号宫殿基址的祭祀遗存多在宫殿使用时期即存在，往往伴随着“人殉”和“兽骨坑”的出现。在宫殿区的广场上，有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大坑，坑壁上是厚厚的红烧土，证明这里曾经频繁点燃过篝火。考古专家认为，这是夏人祭祀活动的中心区域。
●另一类位于1号巨型坑中，这里有多处以猪为牺牲(意为祭祀或祭拜用品)的祭祀遗存。1号巨型坑面积约2200平方米，深度多为4米至4.6米，最深处近7米，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坑中发现有多处幼猪完整骨架和部分猪骨。完整猪骨的方向多样，但均为四肢向左，脊背向右的侧身姿势，应为有意摆放。
这些特定的祭祀场所往往经过特殊处理，显示了祭祀活动的神圣、威严。二里头文化动物祭祀主要发现于宫殿区，这一点是较之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二里头文化步入国家阶段后动物祭祀制度变革性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早商时期的动物祭祀制度和祭祀区设置制度。
多种祭祀形式已形成一定制度
二里头遗址作坊区内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主要为墓葬。
在4号建筑基址南部的1号制骨作坊内发现的M54，其墓主双脚朝北并被截断，这种特殊墓葬很可能具有人牲的性质。在铸铜作坊区内发现的儿童墓葬多分布于铸造遗址的工作面上，无墓圹，很可能是奠基墓或生产过程中祭祀活动的遗迹。
综上所述，二里头夏都遗址所见的与祭祀有关的遗迹现象包括圆形地面建筑坛、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墠、人祭坑、人祭墓、动物祭祀坑等。从祭祀遗迹出现的地点，大致可推测当时可能存在宫殿奠基祭祀、铸铜祭祀、制骨祭祀、先祖祭祀、社祭等情况，多种祭祀形式已形成一定的制度，这些祭祀行为在随后的商代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中都有发现。(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王奕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