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门外聚群贤，铜驼街上集少年。”在汉魏洛阳城阊阖门南，有一条南北中轴大街，它就是铜驼街，因一对铜驼而得名，曾是洛阳城中最繁华的地方。如今，铜驼街仍在，铜驼已无踪影，不过，它一直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承载着无数人的家国情怀。
“金马门外聚群贤，铜驼街上集少年。”在汉魏洛阳城阊阖门南，有一条南北中轴大街，它就是铜驼街，因一对铜驼而得名，曾是洛阳城中最繁华的地方。
如今，铜驼街仍在，铜驼已无踪影，不过，它一直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中，承载着无数人的家国情怀。
1 西晋末年铜驼街
铜驼街位于汉魏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北接阊阖门，南至宣阳门，是一条著名的御道。
西晋太康年间，才子陆机从吴地来到洛阳，见铜驼街上人来人往，一对铜驼夹路相对，“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坊”，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可惜，“八王之乱”爆发后，铜驼街开始被血雨腥风笼罩。如齐王司马冏执政时，主簿王豹向他进言，称应让各诸侯王离开京师，回到封国。长沙王司马乂见了，认为王豹是在离间骨肉，就让司马冏在铜驼下杀了王豹。
到陆机在军中被害时，铜驼街上早已物是人非。
陆机之死，是在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在此之前，他投靠了成都王司马颖，希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或者说安身立命。可是，这些到最后都成了泡影。
据《晋书》记载，当年秋天，成都王司马颖以陆机、石超等人为前锋，率大军攻打洛阳。晋惠帝以长沙王司马乂为大都督迎敌，“破陆机于建春门”。石超战败逃走，司马乂“斩其大将军贾崇等十六人，悬首铜驼街”。
铜驼街上悬首示众的一幕，陆机没有看到。事实上，他的命运比这也好不了多少。
司马颖宠信宦人孟玖及其弟孟超。孟超轻敌冒进，死于军中，孟玖便向司马颖哭诉，称陆机早有反心，故意兵败。司马颖闻言大怒，命人处死陆机。这一年，陆机43岁。
“八王之乱”持续多年，西晋王朝日益衰落。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前汉的刘曜和石勒攻打洛阳，“永嘉之乱”爆发。《晋书》中记载，当时“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晋怀帝也想出逃，步行出了西掖门，“至铜驼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
铜驼街上盗贼横行，晋怀帝逃不出去，最终被刘曜所俘，刘曜还纳了晋惠帝的羊皇后为妻，“迁帝及六玺于平阳”。后来，晋怀帝被杀，晋愍(mǐn)帝继位。公元317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王朝宣告灭亡。
随后，刘曜称帝，建立前赵；石勒称王，建立后赵。公元328年，双方“大战于西阳门”，在洛阳完成了一场终极较量，结果刘曜被俘，前赵灭亡。后赵的胜利，则影响了一对铜驼的去向。
2 一对铜驼的去向
西晋灭亡后，铜驼街的名字仍在沿用。北魏时，郦道元曾在《水经注》中记载：“阳渠水迳阊阖门南，又枝分夹路南出，迳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
铜驼街上的铜驼是否仍在，人们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认为，铜驼被后赵石虎运到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了。
《晋书》中记载，东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后赵石虎在邺城营建宫室，又“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jù)、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
张弥的差使并不好干。就在渡黄河的时候，“钟一没于河”，一口钟沉了下去。他招募了300名熟谙水性的人，赶紧下河打捞，又系上大绳，用上百头牛才将钟拉上来，然后“造万斛舟以渡之”。
过了黄河，陆地上也不好走。普通的车辆不堪重负，张弥用的是四轮缠辋车，有人考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履带车”。
载满重物的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好不容易到了邺城，石虎一见，十分高兴，大肆封赏。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善骑射，在后赵位高权重。石勒去世后，他认为后赵天下应该是自己的，因此，在将九龙、铜驼等从洛阳运到邺城后，他便“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之后，他还遣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
晋人陆翙(huì)在《邺中记》一书中，对邺城的铜驼进行了描述：“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三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
以上种种，似乎说明西晋灭亡后，铜驼被从洛阳运到了邺城。清人杨守敬、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就推断，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铜驼街上已无铜驼。《洛阳伽蓝记》中写到北魏时的铜驼街，则多称“御道”。
不过，也有人认为，铜驼可能并未被运走。朝代更迭中，它们一度被弃置，也曾被复用。唐宋时期，洛阳城东有铜驼坊、铜驼陌等，不仅保留着铜驼的影子，而且延续了人们对铜驼的记忆。
3 铜驼陌上再相见
西晋末年，中原板荡。《晋书》中记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资治通鉴》中也称：“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
这次衣冠南渡，使司马氏政权又延续了100余年。
延续司马氏政权的，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八王之乱”后期，他听从好友王导的劝告，离开京师洛阳，苦心经营江东。西晋灭亡之后，他遂在建邺(后称建康，今江苏南京)登基，建立东晋。
东晋王朝偏安江东，几度欲收复中原，但都没有成功。随着时间流逝，西晋洛阳的金谷与铜驼，似乎也变得遥不可及，渐渐成了朝代兴亡的象征。
还好，人们对铜驼的记忆一直都在。
据《元河南志》等记载，在隋唐洛阳城的“东城之东”、洛水之北曾有铜驼坊，地近北市。
除了铜驼坊，还有铜驼陌。唐宋时期，“铜驼”二字在诗词中屡屡出现，有人感叹家国兴亡，有人怀念昔日繁华，也有人描述铜驼陌上好风光。
比如，“安史之乱”后，杜甫入蜀避难，时常思念洛阳。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冬至，他作了《至后》一诗，其中写道：“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清代学者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金谷铜驼，洛阳遭乱矣。”
在“诗鬼”李贺眼里，铜驼更是悲伤的代名词。如在《铜驼悲》一诗中，他写“洛岸悲铜驼”“驼悲千万春”“铜驼夜来哭”，字字句句，读来皆悲。
铜驼虽悲，铜驼陌的风光却是宜人的。同为唐代洛阳诗人，刘禹锡就说“金谷园中莺乱飞，铜驼陌上好风吹”。到了宋代，邵雍有诗称“花深柳暗铜驼陌，风暖莺娇金谷堤”，司马光也说“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不春风”。最喜苏轼豪迈，留下一句“铜驼陌上会相见，握手一笑三千年”，令人击节叹赏。
后来，“铜驼暮雨”成为洛阳八大景之一。民国时期，学者李健人在《洛阳古今谈》一书中称，洛阳县城(今洛阳老城)东关文庙北有铜驼巷，有人考证即为唐宋时的铜驼陌，但“已非复曩(nǎng)昔之情景矣”。
千百年来，多少人梦回铜驼街。其实，从最初的铜驼街到后来的铜驼陌、铜驼巷，人们对铜驼的记忆一直都在。（洛阳晚报首席记者 张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