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是中国冶炼、铸造、使用青铜器的鼎盛时期，洛阳作为三代的都城所在，是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之一。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面积较大的铸铜作坊，出土大量的坩埚残片及原始的青铜工具，证明洛阳在夏代时青铜的冶铸技术便已经相当成熟。商周时期，洛阳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青铜冶炼作坊。位于洛阳火车东站北、瀍河西岸二级台地上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面积逾10万平方米，是一个以铸造青铜容器为主，兼铸车马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的铸铜作坊遗址。
夏、商、周是中国冶炼、铸造、使用青铜器的鼎盛时期，洛阳作为三代的都城所在，是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之一。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面积较大的铸铜作坊，出土大量的坩埚残片及原始的青铜工具，证明洛阳在夏代时青铜的冶铸技术便已经相当成熟。商周时期，洛阳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青铜冶炼作坊。位于洛阳火车东站北、瀍河西岸二级台地上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面积逾10万平方米，是一个以铸造青铜容器为主，兼铸车马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的铸铜作坊遗址。
洛阳的铜器铸造从夏代至唐朝，历经近三千年，久盛而不衰，珍品精器，代出不穷，这在中国古代铜器铸造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新中国成立前，洛阳已出土历代青铜器数百件；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掘出土万件以上。计有礼乐器、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器、钱币等6大类。
1 先秦时期 器物贴近生活制作相当精美
先秦时期，洛阳青铜器以礼乐器和生活用器为主。其中，夏代时的乳钉纹铜爵，商代时的子申父已铜鼎，西周时的保尊、叔牝方彝、饕餮纹方鼎、考母壶、王妊簋，东周时的齐侯盂和狩猎纹铜壶最为精美。
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夏代乳钉纹铜爵，是中国发现时间较早的青铜酒器之一；发现于伊川的商代子申父已铜鼎，是商代精美的炊具；叔牝方彝不仅是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精品，而且为研究西周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1976年西工战国粮窖出土了直径4.2厘米、周列40个斜齿的齿轮，说明至迟在战国时期洛阳已能利用力学原理制造齿轮类的机械；出土于市区中州路与八一路交叉口附近的战国时期的贮器狩猎纹铜壶，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含环兽面，口部之上有环钮拱形盖，颈肩及腹饰为鸟纹和人与虎、豹、鹿、野牛、翼兽等搏斗的狩猎场面图案，共有36组，形象极其生动，是一件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
2 秦汉魏晋时期 技艺进一步提高品种更加丰富
秦汉魏晋时期，洛阳的铜器制作技艺有了进一步提高，器物品种更加丰富多彩。东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太史令张衡在洛阳制作的候风地动仪和浑天仪是当时铜器铸造的杰作。那时洛阳的铜镜很负盛名，精品比比皆是，享誉海内外。
在市郊小屯出土的秦代炊器金银错鼎，器形小巧玲珑，纹饰对称和谐，极为精美；市东郊汉墓出土的东汉明器鎏金羽人，头戴面饰，高鼻深目，凸颧宽耳，头顶长角披发，背部带翅，全身刻羽毛纹，通体鎏金，双膝下跪，两手捧方形与圆形管座，造型生动，制作精美，是研究中国古代人种和宗教信仰的重要实物资料；在市郊邙山30号东汉墓出土的王公王母画像铜镜，直径19.2厘米，镜的内区饰东王公、西王母、车马两兽等半浮雕图像，造型美观，结构布局合理，浮雕图像古朴典雅，为东汉画像镜的代表作，是中原地区少见的珍品。
这个时期洛阳铜镜铸造得多，精品多，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也多。《三国志》载：魏明帝一次即赐给倭女王铜镜百面。1957年在洛阳晋墓中出土晋代铜镜20多面。近年，日本出土中国铜镜300多面，其中有纪年铭文的“景初三年”镜和“正始三年”镜，以及10面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铭文的铜镜。
3 隋唐时期 天枢和九州鼎创工艺奇迹
隋唐时期，洛阳铜器铸造业长足发展。在改进小型器物铸造工艺的同时，奋力向铸造特大型器物进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则天下令，从全国征铜五十多万斤、铁一百三十万斤、钱二万七千贯；武三思发动四夷酋长，令“诸胡聚钱百万亿”，请铸造天枢。《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载：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二十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球，高一丈。”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令毁天枢，取其铜铁充军国杂用”“发卒熔烁，弥月不尽”(《旧唐书·玄宗纪》)。由此可看出天枢规模之大、建筑之雄伟，用铜、铁数量之多。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旧唐书·礼仪志》)。天枢和九州鼎的铸造成功，是洛阳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工艺奇迹。其他的大型铜器铸造物，还有十二(生肖)神像、水运浑天仪等。（周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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