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法家，师宜官出名的方式有点儿另类。他生活在东汉末年，祖籍南阳，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公元178年，酷爱书法、辞赋等艺术的汉灵帝顶着重重压力，在洛阳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文艺专科大学——鸿都门学。
2、偷字成师徒，梁鹄名更盛
梁鹄是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人，从小爱好书法，后入鸿都门学，与师宜官相识。
师宜官外出喝酒，时常引起轰动，梁鹄便跟着他去。为了换酒喝，师宜官除了在酒馆的墙上写字，有时还在木板上写字，酒钱一够，就把木板烧掉。
梁鹄想学师宜官的书法，一直没机会。后来，梁鹄想出一个办法，在师宜官写字的时候递木板，等师宜官喝得酩酊大醉，他就把木板偷偷拿回家，细细揣摩练习。
你别说，这个方法很管用。梁鹄的“八分书”越写越好，汉灵帝非常喜欢，后来提拔他当了选部尚书，主管全国官员的调动和任免。
最痴迷梁鹄书法的是曹操。
据《晋书》记载，师宜官的“八分书”已是当时之最，可惜很少流传。汉末大乱，群雄割据，他成为袁术部将。袁术曾在河北巨鹿立《耿球》碑，其碑文相传就是师宜官所写，“其书甚工”。
梁鹄则南下荆州，投奔了刘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破荆州后，想征召梁鹄为洛阳令，结果梁鹄听错了，以为要发落自己，“惧而自缚诣门”。曹操待其为上宾，并给他安排了一个抄抄写写的工作，也算人尽其用。
作为一个狂热的书法爱好者，曹操身边聚拢了许多书法名家，但他最喜欢的是梁鹄的书法。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晚上，他要把梁鹄的字悬在帐中观赏，白天则挂在壁间，百看不厌，因此后人评价梁鹄书法，有“太祖忘寝，观之丧目”之说。
比较师宜官和梁鹄这对师徒，曹操认为梁鹄的字在气势上要胜过师宜官。也正因此，他宫中的题署，大都出自梁鹄之手。
与师宜官写字“能大能小”不同，梁鹄善写大字。他的“八分书”笔法传给了弟子毛弘，后来一直流行到西晋。
3、曹魏代刘汉尚留“三绝碑”
由于年代久远，无论是师宜官还是梁鹄，留下的书法作品都极少。许昌繁城的汉献帝庙内有“三绝碑”，相传是梁鹄书丹，后人可以从中领略其书法的精妙。
所谓“三绝碑”，就是《受禅表》碑，立于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碑文为隶书，记载了曹丕代汉立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那是公元220年十月，曹丕在这里举行大典，接受汉献帝的禅让，终结了刘汉王朝400年的历史。《受禅表》碑称禅让是千古之美德，汉室气数己尽，理应将江山拱手让出。魏王曹丕深得民心，因此公卿、将军多次请求他接受禅让，而他在“回思千虑”之后，才筑坛举行了受禅大典。
这里还有一通《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与《受禅表》碑东西并列，也是隶书，字迹多已残损。
历代学者对这两通古碑极为推崇。传说东晋王羲之学书法时，曾到这里访梁鹄、钟繇墨迹，唐人如李绰、刘禹锡等更称“魏受禅碑，王郎文，梁鹄书，钟繇刻字，谓之三绝”。
曹魏时期，存世碑刻本就极少。这两通古碑的文字字形方正，在《熹平石经》等笔法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已有向楷书过渡的意味，因此在书法史上有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有人评价二碑，称其虽然损毁严重，“然字犹半可识，真斩钉截铁手也……率更正书险折法，多从此变出”。清末、民国初年，大学者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也称，《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和《受禅表》碑“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用“折刀头”的笔法，在字形上就更接近后来的楷书了。
也许正因如此，有人怀疑“三绝碑”并非梁鹄所书，如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就认为，“三绝碑”的碑文为钟鹞所书。当然，也有人认为“三绝碑”上没刻书者姓名，是不是梁鹄或钟鹞所书不好说。
无论如何，“三绝碑”的书法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康有为所说：“《受禅表》遗笔独存，鸱(chī)视虎顾，雄伟冠时。”这样的评价，很难让人不想起梁鹄。（洛阳晚报首席记者 张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