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范龙章回家乡郭村为弟弟报仇，将赵宝德兄弟四人及赵宝德全家人打死 李玉明 插图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伊阳(今汝阳)县蔡店乡人范龙章(1898—1970)，幼年家贫，三岁丧父，先投镇嵩军当兵，后来为了给弟弟报仇当了刀客，后再当兵，官至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师师长。1945年在河北随高树勋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新中国建设。他是“豫西蹚将”中寿命最长、结局最好、阅历最深的人，他对豫西刀客有深刻认识。
1、少年懵懂：范龙章觉得匪首很威风
范龙章认为，刀客对小孩子很有影响力。
范龙章出生于蔡店乡郭村，三岁丧父，与母、弟相依为命。他干练沉稳，求知欲强，喜欢听老农讲故事：某村大户办喜事如何铺张，逃荒人如何被饿死，谁家妇女被逼上吊了，还有刀客如何攻打县城、如何讲义气等。
他认识到世道不公，而手里有枪就好过。他后来回忆：“辛亥前一年，我在村里第一次见到蹚将(土匪头)宁官兴，他在王天纵的分队，身材魁伟，头包纱巾，很威风。他高叫牌子道‘老少爷儿们不要惊，我是葛寨宁官兴！’那年我才12岁，与他遛马，他大把给我钱。”他发现，老实巴交的农民受欺负，是弱者，而蹚将是强者，胯下骑战马，手上提着枪，大声叫牌子，不怯不亢，这一切都令少年范龙章十分向往。
他与王伯明虽都是伊阳县人，但对土匪的看法截然不同。王伯明(王建昭)在《剿匪笔记》中说自己剿匪是为民，但在范龙章看来，王伯明剿匪是为了保护地主利益。
范龙章还揭露了民团练兵的荒唐事儿：“1913年，豫西各县开始办民团对付土匪，如嵩县大地主时钧膏，伊阳上店大地主王建昭，都开办了比较有名的民团。民团训练提倡学‘硬肚’(金钟罩、红枪会的前身)，郭村从洛阳李村请来皮姓老师，在各村教场子，男子18岁以上者都得学习，一切费用按地亩摊派。练习项目包括吞黄表、喝灯头、排枪、排刀等，一经学习，刀枪不入，居然很神奇。”
范龙章说的这些，对研究红枪会很有用：旧社会的民间武装，起事时必须借助迷信与神秘力量，才能诱使百姓加入。无论是地方民团还是土匪成员，都很迷信。“一天，伊阳县县长去洛阳经郭村，村里派‘硬肚’护送，连同县队百余人，遭到土匪王树文迎头截击，当场打死‘硬肚’一二十人，县长负伤，皮老师紧急约会临近各场子师徒数百人，赶来与王树文决战，结果‘硬肚’又被打死打伤百余人，伤亡三个老师。经此一役，‘硬肚’在我家乡破产，到后来红枪会在豫西兴起，我县却无人参加。”
2、被迫为匪：范龙章“下水”为弟弟报仇
有一个人曾对范龙章说：“我先恨土匪，后来恨地主老财，土匪是他们逼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范龙章分析土匪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手中，迫使无地农民成为土匪，他举例说：宝丰县、洛宁县土匪很多，是因为这两个县有两个大户——杨家与张家，都是挂千顷牌的大地主，他们把土地占去了，农民无田可种，于是铤而走险。
为复仇而当土匪，亦不在少数，“老范”就属于这种情况。
范龙章1918年去陕西省周至县投靠镇嵩军，先为马夫，后当听差，两年攒下200元钱，买成烟土，返豫卖烟土得款700元，买下同村郭家6亩良田。但事不凑巧，郭家这6亩地与本村局子(民团首领)赵宝德家耕地相邻，赵家早就想买下此地与自家耕地连在一起。但郭家就是不卖给赵家，如今，范龙章得到这6亩地，赵宝德遂对范家怀恨在心。
不久，范龙章返回部队，赵宝德便诬范的弟弟偷其高粱，将其活活打死。范母来信说：“告状无效，你弟死得冤！”范龙章义愤填膺，为报弟仇，即于1921年深秋返回家乡，把母亲、妻子安置在朋友家中，自己买了一支八音手枪，悄悄住进王庄武良庚(武庭麟的侄子)家里，伺机除掉赵宝德。可是赵宝德警惕性很高，保镖甚多，一个月过去了，范龙章仍不能近其身。
一天，范龙章在下邦村与朋友邢天高交谈，邢对他说：“要想报仇就先‘下水’，去找姜明玉。”
“下水”就是当土匪，姜明玉是临汝人，手下有数千个土匪。不过入伙需有人、枪作为见面礼，范龙章无人无枪，一时为难。武良庚的同族武学标见范龙章犯难，就说：“只要敢干，就有办法！”他立即联络蔡店张维汉、周清富等人，凑了10支枪，推范龙章为首，立起了杆子，并与姜明玉缔结了同盟。一日，大家聚齐，人跪地，枪上膛，面对关公像，结拜为兄弟，按年龄排行：马子才老大，霍秀和老二，姜明玉老三……范龙章老六，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下水”后，范龙章随杆子到临汝(今汝州)参加了一次战斗。
3、弱肉强食：只看你手里有枪没枪
临汝县有个阎姓大地主，兄弟五人，子侄甚多，兼并土地达500顷之多。阎家除收田租外，还经营鳌头山煤矿，家大业大，装备齐全，犹如土皇帝。
姜明玉欲拿阎家开刀，先派马子才去侦察。马子才是登封人，曾在鳌头山煤矿挖过煤。他重回鳌头山，发动工友暴动。
消息不胫而走，贫苦百姓都很兴奋。反应最快的是临汝杆匪头子李悦，他以500人枪加入姜明玉的杆子。鳌头山一带居民以开小煤窑为生，自阎家用机器采煤以来，小煤窑垮塌，大家都恨阎家，所以当姜明玉攻打阎家时，贫苦百姓都很支持，一些人前来入伙，更有携带枪支加入者。很快，姜明玉涨杆(队伍扩大)至2500人，分兵进攻阎家大院与鳌头山，打死了阎家“二弟”阎曰义(临汝县民团指挥)，鳌头山护矿武装也被击溃，老百姓奔走相告，津津乐道阎家被劫。
土匪下山洗劫，群众反而支持，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常常出现非常之事，土匪的“劫富济贫”，有时可调节地域性经济分配不公。但土匪没有节制地血腥杀戮，反过来又会加深民间仇恨并拉大贫富差距。
其时，暂时离伍的范龙章对刀客充满同情，对热衷剿匪的民团首领王建昭充满敌意。他觉得自己这支仅有10支枪的小杆子，很难于乱世中生存，便与宜阳县水底民团班长张建荣(后被王建昭杀掉)串通，将局子(地方民团)头目打死，获枪60余支，杆子由此得到扩充。1924年秋，范龙章回家乡郭村为弟弟报仇，将赵宝德兄弟四人及赵宝德全家人打死，旋即返回部队。
1963年，由范龙章口述、李连庆整理出一篇《豫西土匪活动概述》，回忆了民国时期豫西绿林情况。我认为回忆录客观、真实，故在本文引述了一些。纵观当时打打杀杀之乱世，真好比春秋纷争、战国风云。这使我想起“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此话其实也可用来形容豫西绿林，你打我，我打你，你杀我，我灭你，从来不讲“应该不应该”，始终只看“需要不需要”，什么正义非正义，在山大王的眼里都是扯淡，你若是块肥肉，我便要吃掉你，这就是需要。
这反而使人能看到真实的历史，土匪绝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好汉，他们只是弱肉强食的一群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什么都干，不择手段，如此而已。（首席记者 孙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