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住在洛阳的间义里的敦煌人宋云与洛阳崇立寺比丘惠生、通荣，受胡太后之命，出使西域，拜取佛经。
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住在洛阳的间义里的敦煌人宋云与洛阳崇立寺比丘惠生、通荣，受胡太后之命，出使西域，拜取佛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比著名的唐僧取经(公元629年)要早100多年，在此之前，虽有东汉朝臣取经、曹魏朱士行取经，但前者抵达大月氏国，后者抵达于阗(tián)国，唯有宋云一行真正进入佛祖圣地天竺。
宋云一行由京师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40天后，抵达赤岭(今青海日月山)。“赤岭者，不生草木，因此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
从赤岭出发，过流沙，经吐谷浑国，再行3500里，抵达鄯善城。鄯善本名楼兰，西汉昭帝时改称鄯善，都城在今新疆若羌城，若羌城北，即是著名的罗布泊。
从鄯善西行1640里，到达左末城，城中有居民100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sì)而田”。再向西2175里，到达于阗国，也就是朱士行取经的终点。
次年七八月，宋云一行过朱驹波国、汉盘陀国，登葱岭。葱岭，是旧时对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自此，步步攀登，方四日，才达岭山，“自葱岭以西，水皆西流……葱岭高岭，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
十二月初进入乌场国。乌场在《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作乌仗那，意为游园，即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之苑。乌场国“民物殷阜”，国王见宋云等人，十分敬重，“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又听说胡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宋云对国王讲道，大魏东临大海，日出其中，蓬莱山上金堂银阙、神仙圣人并在其上。又说周孔老庄之德，华佗神医，管辂善卜。国王听罢，十分仰慕，感叹道，如此就是佛国了，我愿死后往生彼国。
宋云一行在乌场国寻访佛祖圣迹。有佛祖坐处、晒袈裟处，“并有塔记”。向东南“山行八日”，即到佛祖“投身饲虎处”，这里高峰入云，林泉婉丽，华彩曜日，风景如画。宋云、惠生捐出行资，在山顶建佛塔一座并用隶书刻石，铭记魏国功德。在王城南100余里，有佛祖“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处，阿育王在此“起塔笼之”，塔高10丈。
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四月，宋云一行进入乾陀罗国。10日后，抵乾陀罗城，城东南7里，有雀离浮图，“高七十丈，同三百步”。
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宋云一行携大乘经典170部，回到洛阳。宋云撰有《魏国以西十一国事》，可惜已佚。幸有《洛阳伽蓝记》对宋云一行的记载，保存了关于中外佛教史、沿途诸国历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伽蓝为梵文，意思为“僧众所居园林”，即佛寺。《洛阳伽蓝记》是记载北魏都城洛阳佛寺兴废的著作，是与《水经注》《齐民要术》齐名的北朝百余年仅有的三部杰作之一。其书作者为杨衒之，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曾任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职。
公元547年，在洛阳重游故地的杨衒之，看到东西魏之间的战争给昔日京师带来的“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的悲惨景象，再想到当年梵音缭绕的繁华场景，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因此他萌生“追叙古迹”的念头，写出了《洛阳伽蓝记》。
全书依洛阳城内、城东、城西的顺序，编为5卷，以40余座著名的寺院为纲，兼收城内里巷、名胜古迹，附带叙述有关史实，描述了寺院的规模、景色，涉及施主和许多轶闻趣事。作者以从北魏孝文帝迁洛到尔朱氏之乱40年间洛阳的兴废为主题，记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生动地再现了一个王朝、一种宗教的变化过程。
《洛阳伽蓝记》既有优美清丽的文笔，又有丰富的内涵、珍贵的史料。它弥补了《魏书》的不足，为宋代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所选用。
《魏书》是记述北魏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作者魏收是曲阳人，少年时以文章华丽而成名，20岁被北魏朝廷召至洛阳，任太学博士。北齐建立后，受命编纂《魏书》。《魏书》中的《释老志》是中国正史中最早对佛教和道教予以专门记载的史书，具有很高价值。（徐晓帆 司一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