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钫体恤灾民生活，上书陈情： 黄灾难民除耕田外无其他生活能力，为保障今后生活必须大举移垦，并提议将总机关设在洛阳
黄泛区灾民 （网络图片）
抗战中，蒋介石“以水代兵”，制造了黄河花园口决堤，殃及3省44县，死亡人数高达89万。后人关于花园口决堤的撰述颇多，但鲜为人知的是，花园口决堤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洛阳人张钫曾上书救灾，提议将黄灾难民移垦总机关设于洛阳。
日前，记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了这份提案。
1 、【决堤瞬间】黄河水似万马奔腾，疾速地向附近村庄扑去
昨日“城市档案”中，独家披露了黄河铁桥在抗战中被炸毁的前后细节。炸毁黄河铁桥后，熊先煜又奉命执行了第二项任务：黄河花园口决堤。
1938年2月，国民党新八师在炸毁黄河铁桥之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西起黄河铁桥东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在正对着花园口的京水镇。
6月，为遏制日军快速西进的势头，蒋介石下令破坏位于郑州市区北郊的花园口大堤，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黄泛区,以水代兵。
6月6日，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命令熊先煜主持花园口决堤事宜，熊先煜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心情：“受命之下，颇感兴奋。”
然而，在6月8日，“当放水之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尽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及若干县境也，心则痛焉。
“6月9日上午8时，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巨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与众多的民工似乎才感受到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6月10日，一场“竟日不停”的倾盆暴雨，加剧了洪水的凶猛。“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2 、【思虑已久】蒋介石将黄河作为“最后抵抗线”
在熊先煜接到决堤任务的前一天，1938年6月5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在连续兵败后移至洛阳。
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1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令豫东各军向平汉线以西撤退。6月5日，第一战区司令部移至洛阳。6月6日，熊先煜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敌人以快速部队沿陇海线西犯，势不可遏。”
此时，蒋介石思虑已久的“最后抵抗线”，被提上日程。据记载，早在1935年，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法肯豪森就在《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提出：“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蒋介石在旁边批示“最后抵抗线”，表示赞同法肯豪森的建议。
熊先煜日记记载：“(1938年)6月6日，郑州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以为参加决堤人员不敷，乃命本师(即国民党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此前，国民党军队已先在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决堤，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得知赵口无望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熊先煜在日记中，误把“赵口”记为“道口”。不过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他纠正了自己的笔误。
据熊先煜日记记载：“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两地均可，不过……以花园口为宜。”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国民党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3 、【嫁祸日军】
国民党经中央通讯社，发出“日军炸开黄河大堤”消息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洛阳晚报记者发现，1938年6月9日，在花园口决堤成功之际，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从洛阳给蒋介石发电，称：“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如泛滥确已成功，当即披露。”
6月11日，蒋介石对程潜的建议做出回应，并提出3点要求：“1.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2.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3.第一线各部须与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6月11日9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第一条电讯，首次报道“日军炸开黄河大堤”经过。在中央通讯社的引导下，国内各大媒体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严重暴行。
就这样，蒋介石将花园口决堤的罪名“巧妙”地嫁祸给了日军。
4 、【张钫上书】
黄灾难民除耕田外无其他生活能力，必须大举移垦
花园口决堤后，数十万名灾民流离失所，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这时，辛亥革命元老、洛阳新安铁门人张钫等，向国民政府上交了《黄灾难民急应广筹移垦提案》,提出“黄灾难民必须大举移垦”。
提案陈述，黄灾难民与普通难民不同。“普通战地难民不过临时逃难性质，人人有国难解除后重返故乡之思想，且多属学商各界及稍有资产之家，向不亲习农作。黄灾难民则与此相反，舍耕田外无他生活能力，国家对此受特殊灾害之民众，实有为筹永久生计之责，虽不能于咄嗟间全数安插，惟救人救彻。对于黄灾难民之救济除移垦外，无他办法。”
对开展黄灾难民移垦，张钫等人提出了六条具体意见，其中第二条意见为：“设置总机关于洛阳，并于郑县、许昌酌设办事分处。”
1941年3月24日，张钫等13人提交《为黄灾惨重，请政府查照本会第六次决议救济黄灾办法，迅即施行，以救灾黎而利抗战案》，提案被政府通过。
1942年，黄灾未过，旱灾、蝗灾接踵而至，3000多万名河南人有1600万人成为灾民。其时，张钫已移居西安，为了救灾，张钫常遍邀豫陕名流，在家中开会劝赈。此外，张钫又通过同乡会、豫灾救济会组织，在西安成立“移民处”，开办“西北移民垦干班”，组织灾民去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垦荒自救。
据记载，抗战期间，在张钫及同乡会、豫灾救济会等组织的奔走下，移居西北的河南灾民以百万计。（见习记者 余子愚 记者 王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