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活动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在第二分组中，来自国内外的十余位考古领域知名专家围绕“二里头·夏都·夏文化与世界文明起源”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昨日下午，第三届世界古都论坛暨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活动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举行。在第二分组中，来自国内外的十余位考古领域知名专家围绕“二里头·夏都·夏文化与世界文明起源”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绿松石龙形器上的‘龙首鸣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新伟表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鼻梁上的两件玉质器物应为玉蝉，这展现了二里头人对昆虫的崇拜与信仰。
李新伟介绍，考古资料表明，古人关于昆虫“蜕变”和“羽化”的信仰距今8000年前即已经形成，为萨满式宗教的重要内容，而玉蝉在二里头文化器物上的出现，表明二里头人也继承了这一信仰，并且认为人可以掌握蝉的蜕变能力，只有具备这样的神力，才能与神祇沟通。
李新伟认为，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重视世俗王权和军权的“中原模式”取得成功的代表，但上述发现说明，神权在早期王朝国家建设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里头王朝的统治者充分吸收了自良渚文化时期即得到充分完善的以宗教维系社会、树立权威的统治策略，而商代青铜器上的蝉纹和饕餮纹则表明了其萨满式宗教与二里头文化的深刻渊源。
关于“夏、商前期的文字线索”
“现在有不少人觉得关于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尚无文字发现，事实上，与探索夏、商前期历史有关的文字材料在几十年前已经发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维明说。
李维明介绍，目前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陶字符不少于66种，这些字符多为象形字符，也有少量会意字符，它们代表属地、数量、日期、祭祀等含义，其中一些字符在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中仍可见到。
1953年，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出土商代前期牛肋骨刻辞，上面残存11个字。这片商代前期字骨的学术意义在于其中的“乇”字与商代第一首都有关；1991年，河南密县黄寨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时期甲骨文，上面有两个字符，其中一个似可隶定为“夏”字。
李维明认为，商代前期甲骨文“乇”和夏代甲骨文“夏”字，是论证商代第一都、夏与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文字证据。
关于“中国早期城市化发展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张海表示，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这一阶段是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各地社会复杂化普遍加速，出现了区域性人口集中的早期城市。
第二阶段处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前后，以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为代表。这一阶段，以多元文化融合、长距离贸易的价值和世俗化管理体系为特征的城市化，使得城市成为“超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张海认为，中国早期城市化发展的过程是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特征的具体表现，二里头文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整合和发展。
绿松石与青铜器的结合为二里头首创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秦小丽说，绿松石曾是世界多个古老文明都很重视的自然宝石和奢侈品原材料的首选，这些古老文明因文化背景和愿望不同，对绿松石饰品寄予了不同文化、宗教和审美的意义，绿松石饰品是与社会政治体制相关联的具有权威意义的象征，而绿松石与青铜器的结合为二里头首创。
秦小丽认为，无论是中国、埃及还是北美洲地区，绿松石饰品在早期均有较强的装饰功能，但是随着镶嵌工艺技术的提高，其功能和意义逐渐变为社会地位与权威的礼仪象征物。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等礼仪品与古埃及图特卡蒙国王镶嵌绿松石的王冠，以及美洲地区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面具、冠带、胸饰、甲胄等一样，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宗教神性，发挥了权力象征的重要作用。因此，绿松石制品与镶嵌工艺在古代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社会意义研究不仅限于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研究课题。（记者 刘嘉仪 实习生 尚渊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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