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卢古道，又称洛卢古道、韩国驰道、洛河古道等，是古代洛阳通往西部地区的交通干道之一。韩卢古道与崤函古道一样，都是丝绸之路起始段的重要文化遗产。
洛河岸边韩卢道
古代洛阳通往西部地区，有两条交通干道，即崤函道和韩卢道。崤函道有南北二条通道。北道又名北崤道，由洛阳西行，沿谷水过汉函谷关，经新安、渑池，直抵陕州。南道亦名南崤道，自洛阳沿洛水北岸，经韩城、三乡，拐向西北，过雁翎关，达陕州。南北二崤道于陕州交会之后，经潼关、华山北麓，通往长安。
韩卢道的洛阳至三乡段，与南崤道重合，到三乡后仍沿洛水西行，经永固城(今洛宁县城)、长水、高门关(今洛宁故县镇寻峪村)、卢氏，到达武关(在今陕西丹凤县)。在武关，韩卢道与通往长安的关内道相接。韩卢道在卢氏与晋楚道形成交叉，晋楚道北连崤函道，称卢函道；晋楚道南通襄汉地区，称卢郢道。
韩卢道基本上是沿洛河而行的。洛河横贯于崤山和熊耳山之间。熊耳山南端与伏牛山相接，向东北延伸到龙门西山。崤山西端与华山相接，向东延伸到周山。两山分峙于洛河南北，各长数百里，群峰相连，巍峨高峻，林木佳郁，云岚如梦。
几千年来，韩卢道与洛河相伴，与熊耳、崤山相偎相依，书写着古老丝路的拍岸惊奇！
启山林建立路网
熊耳山和崤山地区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文献记载，在远古时代，卢氏为尊卢氏之都，宜阳的黄帝山为有熊氏之都，洛宁的阳虚山为仓颉造字处、金门山为伶伦制乐处。宜阳到卢氏境内的洛河两岸，已发现近百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考古上证明了经典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而在这个时代，先民们已通过洛河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括洛河行舟、岸上徒步。
夏王朝龙兴于河洛之间，大禹带领民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建立了以豫西、晋南为中心的夏王朝。大禹通过治水、修路，建立了全国的交通道路网。熊耳山和洛河是大禹治水的重点，《禹贡》载：“导洛自熊耳，东北会于涧、瀍，又东会于伊，又东北入于河。”通过治水，打通了洛阳盆地到熊耳山腹地的水陆交通。这个时期，奚仲发明了车辆，这是人类交通史上划时代的革命。
大禹的孙子太康建都于今偃师二里头，他只顾饮酒游猎，不理政事。有一次，他带着家属、亲信，驱马驾车，顺大禹开通的洛河古道西行，到洛河上游去游猎，三个多月不回来。有穷氏部落首领后羿乘机起兵，夺取了夏的都城，这就是“太康失国”事件。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了一首歌倾诉凄凉悲哀之情，这就是《尚书》中著名的《五子之歌》。
古国败亡阴戎兴
在上古时期，韩卢古道上分布着众多的古国，以共工氏、有扈氏、有洛氏、有莘氏、有尹氏最为强大。
共工氏活动的中心，在洛水的支流共水一带，其地在今宜阳香鹿山镇。尧伐共工氏，共工氏亡国，其部众归附大禹，名为四岳。有扈氏活动的中心是洛阳西南的甘水流域，被夏启灭国。
有莘氏的活动中心在今栾川、卢氏一带，在夏朝末年归附商汤。有洛氏的活动中心在阳虚山，今洛宁兴华一带；有尹氏的活动中心在尹谷，今宜阳三乡一带，这两国是夏王朝的忠实盟国。夏朝末年，商汤灭掉有洛氏、有尹氏，打开了夏王朝的西大门。
商汤灭夏后，熊耳山地区由有莘氏控制。商朝末年，流亡到西方的有尹氏归附周王朝。其首领尹逸，成为与姜太公、周公、召公并称的“四圣”。周灭商，有莘氏灭亡，有尹氏在今宜阳西部到洛宁一带复国。周王朝又在这一带分封了毛国等诸侯国。但是在熊耳山地区，出现了扬拒、伊洛之戎等戎人部落。
春秋时期，周王朝在今宜阳到洛宁的诸侯国逐渐灭亡。公元前525年，晋国灭掉陆浑之戎，余众逃到熊耳山区，与伊洛之戎合流，称伊洛阴戎。该部落控制了熊耳山、崤山地区，建都卢氏。此后数十年中，伊洛阴戎经常兵出卢氏，东攻洛阳，北扰晋国。
这个时期，洛河中上游各诸侯国与洛阳盆地之间的道路，仍是大禹开通的洛河古道。
据古道韩国称雄
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春秋前期，建都今三门峡的虢国称雄一时。公元前655年，晋国假虞灭虢，把其势力发展到黄河以南。但晋国君权疲软，韩、赵、魏等世袭贵族垄断国政。公元前456年，韩、赵、魏、智四家准备瓜分晋国，拟分给韩氏的土地是原虢国故地，但是韩氏认为分得太少，请求灭掉伊洛阴戎，据有其土地。于是晋国出兵，攻占卢氏，伊洛阴戎灭亡。
公元前453年，赵氏联合韩、魏灭掉智氏，三分晋国，魏、赵、韩三家成为独立国家。韩国开国君主韩康子，建都宜阳(今韩城镇)。韩国开国后，首先以卢氏为中心经略熊耳地区，卢氏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并在这里铸造了“卢氏”布币。同时，在陆浑之戎旧地筑城，即新城(今伊川西南)。然后，在卢氏、宜阳、新城和洛阳之间原有道路的基础上，修筑大道，称韩国驰道，即韩卢道。
接着，韩国配合魏国攻占秦国函谷关(在今灵宝)及其以西的河西地区。韩国攻占武关，将韩国驰道延伸至武关。《史记·秦本纪》载，韩、魏攻占函谷关、武关后，共塞秦国东进之途，使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便捷的驰道系统，使韩国各大城邑相连，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韩国迅速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史记·韩世家》载，到韩国的第二代国君韩武子时，韩国已达到极盛，“中挟洛邑，提携周室，天子成为附庸”。(郑贞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