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洛阳知县陈奇瑜，一生经历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南明政权及清朝，遭遇明末农民起义。陈奇瑜有“双面人”的特点，一方面，他在担任洛阳知县期间，“颇有惠政”，恩泽百姓；另一方面，他残酷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成为明朝末年有重要影响的将领。
洛阳知县，“颇有惠政”
陈奇瑜，字玉铉，山西保德州(今保德县)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进士，出任洛阳知县，“颇有惠政”，恩泽百姓。
秦汉以来，县令为一县的主官。唐代称佐官代理县令为知县事。宋代常派遣朝官为县级长官，管理一县行政，称知县事，简称知县。元代县的主官改称县尹，明、清以知县为一县的正式长官，大多为正七品，俗称“七品芝麻官”。
元朝后期，在农民起义军的影响下，洛阳又筑起了城墙，即现在的洛阳老城。明洪武初年，在洛阳设置河南卫。城墙高四丈，砖石结构，有护城壕环绕。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上建重楼，外筑月城，构筑角楼四座。明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和神宗万历年间，对洛阳城池加以修整。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为了防范农民起义军，当政者又在城壕边筑拦马土墙一匝，高一丈，并且把土墙延长三十三里，引瀍河水入壕。
陈奇瑜出任洛阳知县，是在万历年间。后世史家认为，“明之亡，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万历年间是中国经济非常繁荣的时代，但万历皇帝死后20多年，明朝就灭亡了。因此，后人追溯明朝灭亡的原因时，就归咎于万历皇帝。
现在看来，财政与货币的双重危机，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货币危机紧连着财政危机，财政危机意味着民生危机，内忧外患，明朝在繁华之后快速落幕。
陈奇瑜无力阻止明王朝的衰落，他虽然有心做好政事，由洛阳知县升任礼科给事中后，他还坚持正义，上书猛烈抨击宦官魏忠贤。然而，在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良吏”陈奇瑜不得不“投笔从戎”，投身于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斗。
文官也能成名将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陈奇瑜被提拔为右佥(qiān)都御使兼延绥巡抚。让人吃惊的是，在任延绥巡抚期间，这位科举出身的文官通过镇压农民起义军等，逐渐成为明朝末年有重要影响的将领。
当时，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神一魁、“不沾泥”等已被诛杀，可是他们的余部还有很多。当地年景不好，饥荒严重，很多百姓为了活命，纷纷揭竿而起。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五月，陈奇瑜上书极力诉说延绥千里饥荒、盗贼猖獗的情况，崇祯皇帝下诏免除了延安、庆阳地区的田租。
对农民起义军，陈奇瑜恩威并施。在安抚灾民的同时，他还推行高压政策，派遣将领讨伐、斩杀了“截山虎”“柳盗跖”“金翅鹏”等170多个农民起义军首领及其部下1000多人。
陈奇瑜上书崇祯皇帝：“流贼(指农民起义军)作乱，根源在于年成不好，饥荒逼人，还由于起义军首领的煽动、诱惑。现在我们将他们的头目除掉，余党自然就会散去。过去那些斩木揭竿起来暴乱的，现在就会背着锄头犁耙种地去了。”
崇祯皇帝非常高兴，下令嘉奖陈奇瑜，并让他开列有功将士的名单报上去领赏。
成败车厢峡
明末政治腐败，民生凋敝，阶级矛盾日益恶化，陕西又逢旱灾，农民无法生活。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全陕响应。从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西境内共有义军100余部。千部官军守边的士兵，也因缺饷而哗变，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起来造反。
一边是农民要活命揭竿而起，一边是明王朝要维护统治进行镇压。鉴于战事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朝廷官员纷纷要求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正月，崇祯皇帝任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
陈奇瑜总督五省兵马后，积极布兵围剿。当时的形势已相当严峻，不仅湖广郧阳、襄阳地区农民起义军势不可当，而且陕南、四川等地的局势也很糟糕。进入四川的农民起义军，在四川西北部连连得手，并攻下夔州府城(今重庆奉节)。
陈奇瑜立即挥师从南阳赶到湖广襄阳府均州城，檄令陕、郧、豫、楚四地巡抚率兵会讨。在此强大压力下，农民起义军大部分被赶到陕西的汉中地区。这一年的六月，张献忠等部主力被陈奇瑜围困在一个叫车厢峡的地方。
车厢峡长40里，四面绝壁。农民起义军一入峡口，即遭到朝廷地方武装的袭击，或垒石断路，或投石飞击，或纵火烧林，农民起义军损伤严重。当时正逢雨季，农民起义军处境困难，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人饥马乏，伤亡过半。如果陈奇瑜能合兵进击，可望全歼。
农民起义军首领为了活命，祭出了他们屡试不爽的两件法宝，即行贿和诈降。他们拿出攻掠所得的金银珠宝来贿赂陈奇瑜的左右，疏通关系。在做好人情后，农民起义军首领向陈奇瑜提出向朝廷投降，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陈奇瑜以为身陷绝境的农民起义军这次是真投降，能不动干戈就大功告成，他自然高兴，就轻易点头同意了。他没想到，这些逐渐恢复元气的农民起义军，一旦脱离险境，便很快恢复本性，再次背叛朝廷。果然，农民起义军刚脱离汉中险境，就立即翻脸，重整旗鼓，与朝廷对抗。
避乱钓鱼台
陈奇瑜在车厢峡接受农民起义军投降一事，在陈奇瑜的家乡人看来是其不忍心消灭农民兄弟，而故意把他们放走。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逃出绝境的农民起义军最终埋葬了明王朝，陈奇瑜也成了亡国之人。
崇祯九年(公元1636)六月，陈奇瑜因镇压农民起义军不力而被贬谪，回到原籍保德州，开始了戴罪隐居的生活。(如图)
公元1645年的夏天，陈奇瑜购买了家乡临近黄河的钓鱼台一带的山头，开始在绝壁上开凿石屋。其时，崇祯皇帝上吊已经一年多，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已败亡。陈奇瑜的孙子陈大德著有《钓鱼台记》，称其祖父开凿钓鱼台是为了避乱。
钓鱼台开凿工程历时三年，于公元1648年完工。同年，陈奇瑜去世。关于其死因，有两种说法：《明史》记载，陈奇瑜“病死”于故里；另一种说法是陈奇瑜因蓄发不剃，不愿做清朝的顺民，被清廷处死。
陈奇瑜从担任洛阳知县开始，既因广施仁政、坚持正义而受到褒扬，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受到非议。他毕竟受时代的局限，效忠于明王朝，这是他的悲哀之处。（洛阳晚报记者 余子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