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是放在墓中刻有死者传记的石刻，目的在于日后便于辨认墓主，并请名人撰写镌刻死者功绩传留后世，使死者后代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据说东汉末年即有与墓志相近的方版和小型墓碑，但都不自名为“墓志”。现知标明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公元464年刘怀民墓志铭为最早。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才成为定制。
墓志为方形石刻，下底上盖，底用散文体刻写死者姓名、籍贯与生平，谓“墓志”。如果文后加“铭”，用韵文概括志文内容并对死者表示赞扬、悼念或安慰等，即“墓志铭”。盖多用篆体书写标题，如大唐故持进泉君墓志，谓之“篆盖”，底在下，盖在上，二者相合，平放棺前。
墓志本深埋地下，不为人知，后因盗墓及考古挖掘，墓志大量出现，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供人研究。从其历史价值看，本人粗知如下：
一、补史书不足。如贺知章撰文的许临墓志，《全唐文》无载此志，既可补《全唐文》之不足，又可增添贺知章、许临生平的历史资料。据传古史书有明确规定，官在五品以下者不立传。这些墓志的大量出现，可以增补史书的缺失。
二、纠史书的谬误。如唐徐峤墓志，较两部《唐书》详处有三：一是详载了徐氏命氏之由；二是志主之曾祖曾任果州刺史；三是志主徐峤，字仲山，而非《新唐书》之“子峤，字巨山”。
三、可为史书做有力佐证。如史载武则天造有新字，张思墓志中即有“日、月、天、正”等字的新写法，佐证史载不谬。
四、遗留大量书法作品。从篆盖看，以小篆最多，大篆较少，有石鼓文，也有鸟虫篆。
从志文看，楷书最多，如《唐王琳墓志》是颜真卿34岁时的书作，为研究颜体发展轨迹提供早期风格的佐证，另有隶书、魏体、行书等。据有关资料记载，洛阳出土的近4000多方唐志中，具魏碑书风者很少。西安碑林存唐志400方，行书仅两方。千唐志斋中，行书不足10%，但存世的多出自名家，颇具研究价值。
五、遗留大量好文章。由于墓志多请当时名家撰文、书丹和篆盖，因此，不论文或铭均是上乘之作，亦颇具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墓志发展，历史悠久，直至民国时期。从《李振九书法作品选》看，尚有《洛阳薛府君墓志铭》和《洛阳居士于仲雅先生暨德配孙夫人继室王夫人合祔墓志铭》两篇，说明民国洛阳仍有用墓志者。
另外，墓志皆名人写名人，平头老百姓，无功可颂，是与之无缘的。因此，民国时期，一般人家办丧事，不写墓志，而以一砖一瓦代之，先将砖瓦洗净，中间写上“显考某(姓)公讳某某(名字)大人之墓”，女的写“显妣某(夫姓)门某(女姓)太孺人之墓”；砖瓦两边，右边写“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左边写“卒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埋葬时置于棺前。目前实行火葬，墓地证上有逝者生平、碑文、悼念词可记事迹。风俗应随时代转，新生活定会产生新习俗，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寇北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