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是历史文献里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王朝，也是中国王国时代的开端。但关于夏王朝的面貌，仅靠有限的文献资料难以深入地揭示。61年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破解这一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夏，是历史文献里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王朝，也是中国王国时代的开端。但关于夏王朝的面貌，仅靠有限的文献资料难以深入地揭示。61年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破解这一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夏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州大学教授张国硕接受本报专访，从学术角度深入分析二里头遗址的价值与意义。
推动夏史研究进入“二重证据法”时代
“文献资料中的夏代历史均为后人所编，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研究夏史十分重要，因此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来验证文献记载。”张国硕说，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使我国的夏史研究从单纯依靠文献材料进行夏史考证，进入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时代，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目前，尽管学界对夏代是否存在以及二里头文化与夏的关系尚存在一些争议，但多数学者在探讨夏代历史时，都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进行紧密联系，涌现出一大批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张国硕认为，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存的深入分析，可以有效地复原夏代历史文化面貌。比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各类型墓葬，显示出当时已进入等级社会；规模巨大的青铜作坊遗址和成组青铜容器的出土，证明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大型都城、玉礼器、青铜礼器等遗存，显示出当时已进入文明社会，存在着强大的国家，形成了王权和礼制……这些发现，均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实物依据。
“从地域、年代、文化特征、社会发展阶段等多方面综合考察，二里头文化应为夏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应为夏代都城，从而证明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张国硕说。
真实展现当时的社会整体面貌
历史文献记载，夏代有阳城、黄台之丘、斟鄩、斟灌、原、老丘、西河等都城，但这些都城的地理位置、具体面貌均不清晰。如今，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研究，专家已经能大致描绘出当年夏都二里头的整体面貌。
根据二里头遗址系统浮选获得的植物遗存，研究者复原了二里头时代的农业经济面貌。如这个时期农作物的主要品种是粟、黍、小麦、大豆等，以粟为主。发现有碳化大米和稻穗图案，说明当时种植水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标本，说明了当时的家畜饲养状况。发掘材料显示，当时的家畜种类主要是牛、猪、羊、鹿、狗等，还没有家养的马。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铸造铜器、制作绿松石器的遗迹与遗物，还发现有制作陶器、骨器的遗存，说明当时存在专门的铸铜业、制陶业、骨器和绿松石器制造等手工行业。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为研究我国古代青铜手工业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材料。从各种迹象分析，二里头遗址还应有制作玉石器、木漆器的作坊，存在纺织、缝纫、编织、酿酒、制车等行业。
出土玉器数量丰富、风格独具、工艺精湛、显示出当时较高的制玉工艺技术。酒器觚、爵、斝、盉等在墓葬中较普遍地出现，说明当时酿酒业之发达。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有两道大致平行的车辙痕，两辙间距约为1米。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车辙遗迹，把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提前到二里头文化早期。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原料、玉器原料、绿松石原料、朱砂、印纹硬陶等遗物，并非二里头本地所产，应是当时通过方国进贡、战争掠夺、贸易或交换而来。而海贝的出土，说明当时中原地区与遥远的沿海居民存在着某种交往和联系。
有效反映夏代的文化生活状况
张国硕说，都城是文化的汇集之地。有关都邑文化、礼制文化、埋葬习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信息以及文化交流方面的情况，二里头遗址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这为学界研究夏代文化生活提供了重要机遇。
二里头遗址漆鼓、陶铃、铜铃、陶埙、石磬的发现，反映出当时在礼仪活动中对乐器的广泛使用。
埋葬流行土坑竖穴墓，有棺椁，铺朱砂，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不见腰坑和殉人现象，凸显其葬俗的独特性。
二里头人存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和祖先崇拜思想。宫殿区北面发现的多处圆形地面建筑、长方形半地穴建筑，其性质应为与祭祀有关的坛或墠，显示出当时都邑祭祀的风貌。一号、二号宫殿等建筑基址为研究当时的宗庙提供了素材。
刻画人物像和动物形象、陶塑动物像等遗物的出土，展示了当时的艺术生活。龙的形象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如陶刻画龙纹、陶塑龙、贵族墓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说明当时存在对龙的崇拜。龙形器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罕见。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为研究中华民族龙图腾崇拜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材料。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一些周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如岳石文化的夹砂褐陶和半月形双孔石刀、下七垣文化的细绳纹鬲、马桥文化的鸭形壶等。同样，岳石文化、三星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这些现象，为研究二里头居民的对外文化交流与联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里头遗址在夏代考古中具有独一无二性和无可替代的地位，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和夏代文化研究的‘圣地’。”张国硕说。（记者 刘嘉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