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确定洛阳为国家重点工业建设城市。党中央和河南省委决定，动员全国、全省的人力物力打一场建设大战：从1954年起，除了援建的苏联专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留学归国人才、熟练技工、军人等各类人才也纷至沓来，在洛阳这片热土上，战骄阳、斗风雪，绘就了一幅“八方风雨会中州，千军万马战洛阳”的壮丽画卷。到1957年年底，洛阳的城市人口已由新中国成立时的6万余人猛增至52.9万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的大城市。
20世纪50年代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办公楼 记者 鲁博 整理
核心提示
1954年1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确定洛阳为国家重点工业建设城市。党中央和河南省委决定，动员全国、全省的人力物力打一场建设大战：从1954年起，除了援建的苏联专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留学归国人才、熟练技工、军人等各类人才也纷至沓来，在洛阳这片热土上，战骄阳、斗风雪，绘就了一幅“八方风雨会中州，千军万马战洛阳”的壮丽画卷。到1957年年底，洛阳的城市人口已由新中国成立时的6万余人猛增至52.9万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的大城市。
1 千军万马援建洛阳
“一五”时期，洛阳的建设与发展，是党和国家大力支持的结果。除了政策和真金白银等各方面的扶持，重点项目建设所需的各类人才也均为国家调配。
当时，各地人才像支援前线一样支援洛阳工业建设。据《一拖厂志》记载，全国14个省份的“140多个厂矿给一拖培训干部工人”。“一五”期间，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矿山机器厂、轴承厂3个大型国有企业选址洛阳后，作为配套建设项目，国家又确定在洛投资兴建热电厂和水泥厂。随后，铜加工厂、棉纺织厂、耐火材料厂、玻璃厂和柴油机厂(代号国营第407厂)相继落户洛阳。这“十大厂矿”，构成了早期洛阳工业的主体框架，奠定了洛阳在全国工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工业基地建设，促成了大量人才集聚、八方援建洛阳的盛况。
10日，87岁的闵应超向记者展示了一份落款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的通知书，讲述了当年他从上海到洛阳援建的故事。
1956年7月17日，经过组织的选拔和一年多的技术培训，闵应超告别妻子，乘坐火车从上海出发，颠簸了27个小时来到洛阳。他被安排到刚建成的洛阳轴承厂工具车间，担任车工组组长。
“当时一列车厢里，同行来洛阳援建的有50多人，大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闵应超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时洛阳的荒凉仍旧令他“大失所望”。最终，闵应超还是决定留下来，他说：“作为一名党员，决定的事儿，就不能后悔！”
有资料显示，1953年，洛阳城市人口有11万人。到相关重点项目投产的1959年，市区非农业人口已达到34.96万人，其中产业工人达到9.37万人。1962年，产业工人达到12.06万人。产业工人、技术人才成为当时洛阳最有影响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
2 从才聚洛阳到洛阳育才
大批人才的集聚、发展，加速了洛阳全方位的发展，一拖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使得当时的洛阳成为全国各类工业人才培育的摇篮之一。
“一五”时期，虽然国家向洛阳调配了很多干部和技术人员，但还不能完全满足现代工厂的建设、生产和管理经营需要。为此，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提高在洛干部工人的素质。
有资料显示，当时援建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到达洛阳后，多数被送到苏联或沿海发达地区学习培训。以一拖为例，该企业共选拔2323名干部到国外及国内相关企业进行实习，到1959年一拖建成验收时，已培训技术工人4910人，培训工人9707人。洛阳铜加工厂等企业也要求留厂筹建的职工、技术人员边工作边按不同文化程度进行分班学习，同时还开办了技工学校。“这样，在建设的全过程中，工厂实际上就成了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培养人才的大学校”。
因为各企业都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培训，所以投产后能迅速生产出合格产品，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除了引进各地人才，当时洛阳的“十大厂矿”陆续投产后，也陆续向全国各地培养、输送了大批基层管理和技术人才。
有资料显示，从1957年至1985年，一拖共输送3574名干部支持国家机关和各地事业单位建设，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817名；为支援各地建设输送了1.11万名工人，为全国大专院校培养实习生2.34万名，为各类厂矿培训职工5755人。1958年，洛阳轴承厂为19个省市的54个厂矿机关、学校培训各类人员1199名；1959年又为7省22家厂矿培训人员584名。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洛阳成为当时工业落后、人才奇缺的中西部地区的人才摇篮，为当时乃至此后中西部的开发积累了充足的经验，培育和输送了大量人才。
3 八方英才铸就洛阳精神“底色”
时代铸就了洛阳的辉煌，八方英才的智慧与汗水，更是铸就了洛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等一系列精神“底色”。
今天，位于中信重工的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的基地。
1953年6月，焦裕禄同志从共青团郑州市委第二书记的岗位上，被抽调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筹建处。从那时至1962年6月，焦裕禄同志一直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并先后担任生产科长、车间主任。正是这9年的洛矿生涯，孕育、养成了焦裕禄精神。
当年的矿山机器厂厂址，一片荒芜，“电灯不明，马路不平”。面对这种荒凉，焦裕禄劝慰工友：“我们是干什么来了？我们是建设大工厂来了。我们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我们就得有一份担当！”
提到当年的艰苦，闵应超至今难忘。
1960年至1962年自然灾害严重，由于口粮不足、营养不够，闵应超患上了肝炎。每次看病医生都给他开假条，叮嘱他休息，可闵应超总是吃了药就直接上岗，假条一次也没用过。“我是组长，不能因为我耽误生产，丢掉了先进集体的荣誉。”闵应超说，直到1963年，他被厂领导“强制”送往洛阳龙门干部疗养院时，他积攒的假条已有近30张。
闵应超所在的车工小组有14个人，虽然大家分别来自上海、哈尔滨、长春等地，但大家都以厂为家，工作起来都是轻伤不下火线，每个人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就是工人的天职。我们当时都是‘勒紧裤腰带拼命干’，因为肚子饿嘛！”闵应超笑着说。
凭着突出贡献和优秀表现，1958年，闵应超被评为河南省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
当年，许多干部、工人满怀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建功立业的热情与责任心来到洛阳。正是有了八方英才不畏艰难、团结勤奋、苦干实干、严谨求实的精神沉淀，才有了洛阳今天的成就。（洛阳日报记者 李梦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