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曹魏政权向西晋过渡较为平稳，没有大的战乱，因此，西晋仍都洛阳，洛阳的佛寺也未受到破坏，佛教得以在西晋进一步发展。《洛阳伽蓝记》载：当时洛阳有佛寺42座，可谓佛寺遍布，梵音缭绕。
西晋的皇族宗室中也有人信佛。如司马懿的弟弟司马恂(xún)之子司马遂，初封济南王，又改封中山王，他就是写经译经的大施主。晋惠帝时，河间王司马颙(yóng)镇守关中，他与一些高僧交往甚密，并以师礼待之，有时促膝长谈，不分昼夜。
西晋佛风渐浓，引发了佛、道两家之间的第一次大辩论。
惠帝时，天师道祭酒(道长)、洛阳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道、佛二教邪正，编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他根据东汉末年就流传的“老子入夷狄(西域少数民族)为浮屠(佛)”的说法，纵笔扩展，增加了许多情节，写得有鼻子有眼，证明老子到西方流沙教化胡人成为佛的过程。这样一来，佛就成了老子的弟子。
佛教徒当然不答应。《老子化胡经》一问世，佛教徒便同声抗议，义愤填膺，与道教徒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有意思的是，长安高僧白元听说后，一气之下来洛，与王浮当面理论。但这场大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不了了之，成了中国佛、道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
自王浮著《老子化胡经》以贬佛后，中国崇道人士又将此书陆续扩编为10卷，而佛教人士则反击此书为“伪经”。从此，这段公案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到唐高宗时，佛道间有关《老子化胡经》真伪的大辩论甚嚣尘上，高宗曾命僧人静泰和道士李荣同入洛阳宫中论争，他亲自听证；后又诏二教再辩，百官为证。结果，高宗下令：“搜集天下《老子化胡经》焚弃。”但社会上仍有流传。到元世祖时，佛道间《老子化胡经》真伪论争再起，忽必烈皇帝下令尽焚《老子化胡经》，再辩论者斩。至此，这段公案才彻底平息。
再说西晋时期，居洛的高僧众多。他们有的埋头译经，有的诵经宣讲，还有的身体力行，广做善事，印证佛法，为众僧俗树立榜样，以此扩大佛教的影响力。诃罗竭、耆域、佛图澄就是这样的高僧，他们无不名垂青史。
诃罗竭，襄阳人。他少年出家为僧，聪明过人，时间不长，就能背诵200余万字的经书。他崇尚虚静，坚守戒律，常一人独居山野。他修行“头陀”。头陀，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抖搂”，也就是去掉尘垢和烦躁的意思。
修头陀的僧人，应严守12种修行规定：着粪扫衣(穿被人扔掉的破布缝制的僧衣，又称“百衲衣”)；着三色衣(三种不正色布缝制的袈裟)；常乞食；不作余食(一天只吃午饭)；一坐食(除午饭外，不吃零食)；节量食(钵中只受一团饭)；住若兰(远离人家的空闲处)；冢间坐；树下坐；露天坐；随地坐；常坐不卧。这些律规严格规定了衣、食、住、行的内容，只有履行这些律规的佛徒，才能称为“修头陀”。
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洛阳一带流行瘟疫，染病难以救治，死人很多，百姓很害怕，纷纷扶老携幼外逃。诃罗竭恰恰此时来到洛阳，他顾不上其他，马上为百姓看病治疗。他医术甚高，凡经他治疗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好，一时间被人们誉为神医。
3年后，诃罗竭到洛阳西边的娄至山传法修行。他修行的山洞离水源很远，吃水颇为不便，但正因为如此，这一带少有人居住。自诃罗竭来到这里，前来投师学经的人络绎不绝，这样，用水就成了头疼事。大伙商量，要开涧引水，诃罗竭得知，连说：“不能劳驾，不能劳驾！”
有一天，诃罗竭坐禅之后突有感悟，他环视山洞，用脚蹬踏洞西的石壁，“咕咚”一声，蹬出了一个大坑，拔出脚，一股清泉汩汩涌出。诃罗竭与众僧俗兴奋异常，又修了一条水渠。这条小渠，四季不断流，水质清香软美，喝了还能治病。消息传出，慕名来娄至山的人越来越多，凡上山之人，无不对这位开源高僧顶礼膜拜。
西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诃罗竭在娄至山坐化。据说，他的弟子们按佛教的规矩，将他在洞前火化，谁知火化了几天，他的遗体仍完好无损。弟子们只好在山洞中凿一石龛，将他的肉身移入龛中。（徐晓帆 司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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