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运河通达五大水系，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庞大水运网，在隋、唐、北宋500多年间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隋唐时，大运河带动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赋税也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而这一时期实行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对后世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大运河通达五大水系，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庞大水运网，在隋、唐、北宋500多年间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隋唐时，大运河带动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赋税也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而这一时期实行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对后世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促进赋税增收
在洛阳境内，如今还有大量与隋唐大运河有关的历史遗存。洛河洛阳市区至偃师段是原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今洛阳桥边的河床内的天津桥遗址，是隋唐大运河洛河洛阳段的重要附属遗存；隋唐洛阳城遗址中的定鼎门、应天门、明堂等也是隋唐大运河周边主要的遗存。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迁都洛阳，并下令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唐时，朝廷对大运河进行修整并继续使用。隋唐大运河的开建适应了全国商品流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国家的繁荣和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隋唐时的东都洛阳，既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最大的商业都市，有数百个行业数千个商行一万多个商铺。经大运河，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到达洛阳；从西域运来的玉器、马匹等，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东北边塞甚至远达高丽、日本、南洋；从东方运来的大米、布帛、瓷器和珍珠等，又从洛阳贩往西域。大运河因此成为当时国家的经济命脉，政府在各坊、各市设立专门的税收机构，对手工业者和商人征收赋税，这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源。
“租庸调制”创始于洛阳
隋唐时期的田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即凡是按户分田的人家，不论其分得的田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
史料记载，“租庸调制”创始于洛阳。当时洛阳设有专门的税收计划统计部门，还兴建了回洛仓、柏崖仓、含嘉仓等来存储钱谷。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这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也叫“输庸代役”。国家若需要其服役，每丁除服役二十天外，若加役十五天，免其调，加役三十天，则租调全免。若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赋役全免”。
“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它的实施使农民生产时间较有保证，赋役负担相对减轻，许多荒地被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了保障。
“两税法”体现税收公平
唐代中期，土地兼并加剧使均田制无法继续推行下去，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遭到破坏，动摇了“租庸调制”的基础。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向唐德宗李适上书，请求推行“两税法”。
中国古代的田赋制度，主要征收对象一是田，二是户，三是丁。其中，田为物，户和丁为人。汉朝的田租、口赋，魏晋南北朝的田租、户调等都是同时征收人税和物税，且人税要重于物税。而“两税法”则偏重于征收物税，按照“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标准，即不分成年男子和未成年男子，都要按照其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交税，土地和财产多的要多交税，土地和财产少的则少交税。
瀍河区地税局局长杨海涛介绍，“两税法”的征税标准由按人征收转向按物征收，体现了税收的公平性。那些曾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商人、有品级的官僚大地主等都要和农民一样征税，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还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政府的赋税收入，对后世的赋税制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在此之前，我国的田赋主要是交纳实物。而“两税法”规定“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米粟”，在实际征收时，又常常“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人们渐渐从用实物交税过渡到用货币交税，这说明唐朝中期的货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杨海涛介绍，“两税法”的制定及颁布施行，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两税法”实行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即土地能被更好地利用、发挥功效，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贪吏被断绝了敛财的门路，百姓的生活实情能很快被朝廷知悉，各种政策实施的轻重缓急，最终都归政府掌控。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记者 李迎博 通讯员 李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