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甲天下。正如看到欧洲油画上的郁金香，许多人会联想到荷兰一样，见到中国画《簪花仕女图》上的牡丹，人们自然便会想到洛阳。
编者按 看花如见人，看画如观史。古时朝代更迭频繁，每个朝代的绘画都隐藏着那个时代的生活密码。传世名画经过岁月的沉淀，凝聚着古人的审美意趣，无声诉说着国人价值观的演变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审视古画上的繁花，或许会让我们对洛阳牡丹有新的认知。
洛阳牡丹甲天下。正如看到欧洲油画上的郁金香，许多人会联想到荷兰一样，见到中国画《簪花仕女图》上的牡丹，人们自然便会想到洛阳。
《簪花仕女图》是中国古典仕女画的代表作，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画中众女子鬓簪牡丹等花卉，嬉戏于庭院中，漫步于春光下，姿态婀娜，雍容华贵。
画家何时何地画了这幅画？画中贵妇人又是谁？千百年来，人们对这幅传世之作有许多猜测。近年来，随着隋唐洛阳城遗址里坊区的考古发掘，人们对此画有了新的解读。
神秘的牡丹女郎
《簪花仕女图》是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仕女，指古时官宦人家的女子。画中六位美女体态丰满，雪颈袒露，皆是典型唐代装束；除了手执长柄牡丹团扇的侍女，其他五位贵妇人的头上都插着鲜艳花朵。
居右的红衣女郎正拿着拂尘侧身逗弄小狗。只见她云鬓高耸，黑发上有朵硕大的牡丹花。如今流行一种说法：她就是杨玉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而这幅画的绘制地点，就在唐代东都洛阳。
据说，公元713年，太平公主因谋反被唐玄宗诛杀，她在洛阳积善坊的府邸被没收。多年后，玄宗之女咸宜公主嫁于长宁公主(玄宗堂姊妹)之子，婚礼在洛阳举行，杨玉环应邀赴宴，被玄宗之子寿王李琩(旧说李瑁)相中。寿王与杨玉环大婚前，皇帝将太平公主的旧宅赐予新人。寿王夫妇新婚后曾住在东都寿王府。
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后某日，长宁公主、咸宜公主等四位宫廷贵妇到寿王府做客，杨玉环领着她们到花园赏牡丹。画家周昉奉诏为寿王妃画像，见几位贵妇人漫步花间，为之陶醉，遂作《簪花仕女图》。
有人对这种观点抱持异议：正史只记太平公主在东都的两处府邸分别位于正平坊、尚善坊内，并未提及积善坊中有太平公主旧宅或寿王府，又何有太平公主旧宅改作寿王府之说？
随着隋唐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推进，太平公主府邸在洛阳正平坊内被证实，而隋唐里坊遗址区古时曾有牡丹园亦被证实。传说亦真亦假，让画中人的身份更为扑朔迷离。不过，杨玉环喜欢洛阳牡丹确是经得起推敲的。
据《唐两京城坊考》《元河南志》等古籍记载，杨玉环的父亲和叔叔曾在洛阳城南的集贤坊、尊贤坊一带(今安乐街道办事处)安家，那里广种牡丹和绿竹。杨玉环早年丧父，寄居在叔叔杨玄璬家，她的少女时代是在洛阳度过的。
杨玉环的堂叔杨慎交是长宁公主的丈夫。长宁公主府位于洛河南岸的惠训坊，坊间种着牡丹。相传，开元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34年，唐玄宗携皇室贵胄巡居东都，寿王在长宁公主府偶遇正在赏花的杨玉环，为之倾心。很快，寿王便在洛阳迎娶佳人。
只能说，画家为寿王妃作画是有可能的，至于《簪花仕女图》中的神秘女郎是不是杨玉环，那就见仁见智了。
仙鹤与康国猧子
《簪花仕女图》传为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
《太平广记》记载，周昉曾师从唐代宫廷画家张萱，画仕女图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作韵致流动，“衣裳简劲，彩色柔丽”，很受贵族喜欢。晚唐画家好模仿他作画，“周家样”风靡一时。
然而，《簪花仕女图》上并无周昉本人款印，唐宋画谱中亦未明确记载此画为周昉所作，后人只能根据绢色质感、人物衣饰等细节推断，它大概是周昉所画，并由画中的牡丹、丹顶鹤、宠物狗等亮点，进而推论戏犬女郎是杨贵妃。
史载，唐玄宗年轻时居于东都积善坊，登基后亦常携后宫久居东都。他迷恋能歌善舞的杨玉环，暗度陈仓，将其从寿王妃变作杨贵妃。杨贵妃善解人意，宠冠后宫，常伴玄宗左右。《酉阳杂俎》记载，玄宗与亲王下棋，眼看要输，在旁观棋的杨贵妃顺手把怀里的康国猧(音同窝)子放了下来，猧子搅乱棋局，保全了皇帝的颜面，玄宗大喜。
康国猧子是唐代流行的宠物狗，老家在东罗马帝国，康国人将其献入唐宫，故得此名。《旧唐书》里说，这种小狗聪明伶俐，能“曳马衔烛”，叼着蜡烛引马儿前进。杨贵妃喜欢它不足为奇。
至于丹顶鹤，唐代洛阳城里也不缺——白居易就曾在洛阳履道里的宅院内养了两只鹤。
谁是幕后“花美男”
《簪花仕女图》中有鹤有犬，偏以“簪花”作画名，只因古时簪花习俗极盛。有趣的是，这也是引发学术争议的关键点之一：关于此画的创作年代，学界有唐代说、五代南唐说、宋代说等数种观点。
现代学者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提出，《簪花仕女图》是宋代人依据唐代旧稿绘制的，因为画中妇女云鬓蓬松，还插着金翠步摇，“头上再加花冠，不伦不类，在唐代画迹中绝无仅有”。
这可不是沈从文胡诌。
簪花，指把花插戴在发髻或冠帽上。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唐代有，宋代更普遍。
宋人好风雅，簪花乃全民风尚，不光女人喜欢，男人也喜欢。创作《洛阳牡丹记》的北宋欧阳修可为证：“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就连挑担干苦力活儿的头上也要插朵牡丹。
《宋史》记载，簪花是宋代礼仪，在皇帝诞辰、祭祀典礼、进士宴等重要场合，皇帝带头簪花，官员集体效仿，“礼毕，从驾官、应奉官、禁卫等并簪花从驾还内”。那场面正如宋人杨万里所言：“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
北宋西京留守李迪在任时，年年派“特快专递”把洛阳牡丹送往东京开封，“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便可惊艳宫廷。
宋徽宗、宋高宗都是簪花爱好者。大文豪苏轼也是“花美男”，一把年纪了还往头上插牡丹，自称“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倒是在洛阳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朴素内敛，“闻喜宴独不戴花”，非得旁人提醒他，皇帝赐花，臣子不得不戴，这才羞羞答答簪了一枝。
回看《簪花仕女图》，画中女子或簪牡丹，或簪荷花、芍药，说是宋人之风亦未尝不可。沈从文之说也算一家之言，信不信由你。（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张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