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1000周年诞辰。作为史学家，他在洛阳完成的巨著《资治通鉴》，足以彪炳千古；作为政治家，他的得失功过，人们历来品评不一。
今年是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的1000周年诞辰。作为史学家，他在洛阳完成的巨著《资治通鉴》，足以彪炳千古；作为政治家，他的得失功过，人们历来品评不一。
其实，无论是著史还是从政，对司马光影响最大的，都是他的“朋友圈”。
1 史学两司马，千古留绝唱
《资治通鉴》成书，是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
这一年，司马光66岁，已是“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的迟暮之人。洛阳独乐园中，他望着堆放整齐的满屋书稿，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范祖禹将书稿从洛阳送到开封，呈给宋神宗。宋神宗以其曾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写序。接书稿后，他下诏奖谕，称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并拜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没有赴任。此时，《资治通鉴》书稿还没付梓，校订工作仍在进行。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初，38岁的宋神宗突然驾崩。
这一次，司马光不得不离开洛阳，前去吊唁。“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环之，如渴赴泉”。人们盼望他能留在朝廷，可司马光还是很快回来了。
当时，继位的宋哲宗年幼，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法，召司马光入朝主持国政，拜其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司马光在职一年多，致力于废除新法，直到公元1086年秋去世，享年68岁。他被运回山西夏县的祖茔安葬，朝廷追封他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并赐“忠清粹德之碑”，由苏东坡书写碑文，对他的生平功绩进行褒扬。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还掀起了刻印司马光像的热潮，人们争相购买，“画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
后来，高太后去世，宋哲宗起用新党，推行新法，一度将司马光全盘否定。然而，《资治通鉴》的光芒，谁也无法掩盖。这是一部历时19年编成的史学巨著，全书294卷约300万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历史。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它与《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司马光也和司马迁一起，得到了“史学两司马”的美誉。
南宋时，史学家王应麟评价此书，称：“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宋末元初，学者胡三省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人顾炎武称其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近代学者梁启超则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
可以说，他们都是司马光的后世知音。
2 历时四十年，李焘续《通鉴》
《资治通鉴》成书后，备受世人推崇，从南宋时起，历代续书的学者层出不穷。
其中，南宋李焘所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被称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是续书中的佼佼者之一。
李焘是四川眉州人，生于公元1115年。他性格刚直，不同流俗，24岁中进士后，到各地辗转任职，直到秦桧去世后才扬名朝廷。
北宋王朝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止于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这“一祖八宗”共九朝168年的历史，时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焘博通经史，决心续写《资治通鉴》，为北宋留下一部信史。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强调“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收集了大量史料。李焘严格遵循这个原则，不仅收集国史、实录，还大量采用笔记小说、私史、志铭等，并“校其同异，订其疑误”，使续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当然，这个过程十分艰辛。据《癸辛杂识》记载，李焘曾“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分门别类地整理史料。公元1183年，这部长达980卷的编年体史书终于完成，69岁的李焘也到了风烛残年。
为续写《资治通鉴》，李焘“网罗收拾四十年”，几乎耗尽了全部精力。南宋名臣张轼说他：“平生生死文学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不过，为表示对司马光的尊重，他“不敢言《续通鉴》”，只将自己的书称为《续资治通鉴长编》。
南宋朝廷对此书十分重视，但因其篇幅实在太长，成书后就没有全刻，而是抄了一份珍藏，今存520卷。后人对此书评价很高，如清代学者朱彝尊认为：“宋儒史学以文简(李焘的谥号)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免于讥驳。”
李焘一生清贫，家无余财。公元1184年，他官至敷文阁学士，不久辞职。在生命的尽头，他曾口授遗表，称“臣年已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并劝皇帝以唐太宗和宋太祖为师，励精图治。
3 续书多名儒，清代有毕沅
李焘之后，续《资治通鉴》者代有其人。如明嘉靖年间，薛应旗著有《宋元通鉴》；清康熙年间，徐乾学著有《资治通鉴后编》等。
这些续书良莠不齐，史料芜杂。清乾隆年间，毕沅(yuán)又延揽名儒，著成220卷的《续资治通鉴》一书。该书内容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宋、辽、金、元四朝编年史。梁启超曾称：“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毕沅是江苏太仓人，生于公元1730年。他幼年丧父，由母亲张藻一手带大。张藻学识渊博，教子有方。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毕沅状元及第，之后仕途一帆风顺，累官至兵部尚书、河南巡抚、湖广总督等。
尽管公务繁忙，毕沅仍笔耕不辍。史料记载，他“虽官至极品，铅椠(qiàn)未曾去手”。除此之外，他还礼贤下士，“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著名学者如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段玉裁等，都曾出自他的门下。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开始主持编撰《续资治通鉴》。此书四易其稿，前后历20年而成，到他去世时，才刻印了不到一半。
身为儒臣，毕沅一生著作等身，政绩也很辉煌。然而，因受和珅牵连，加上在湖广总督任上失察太多，他去世后被抄没家产，未刻印完的《续资治通鉴》也一度散佚。
毕沅怎么会与和珅有瓜葛？说来话长。
众所周知，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权势熏天。他过四十大寿时，“自宰相而下，皆有币帛贺之”。毕沅未能免俗，也曾送礼贺寿，并赋诗相赠。
公元1799年，乾隆去世。嘉庆皇帝下令查办和珅，将其赐死。此时毕沅虽已去世两年，但因曾“巴结”和珅，他也被新账旧账一起算，革去世职，家产充公。
后人对毕沅的遭遇十分同情，如梁启超就说，毕沅于经史、金石、地理等无所不通，“独军旅非所长，且驭下太宽，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后遭籍没，论者惜之”。
《资治通鉴》是“天地一大文”，著书难，续书也不易。对司马光来说，“朋友圈”中有许多后世知音，也是幸事。 (本系列完)（洛阳晚报首席记者 张广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