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3日，国民政府组织六三节烧鸦片。1839年6月3日(农历四月廿二)，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民国时期将6月3日定为禁烟节，即六三节(资料图片)
您知道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民吸食鸦片成风，国民政府为了禁烟，却想出征收“鸦片税”这一荒唐的办法。面对鸦片的流毒，洛阳民间的有识之士自发动员起来，成立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戒烟组织，帮助群众摆脱鸦片等毒品的戕害。
1、对鸦片课重税，国民政府禁烟之路南辕北辙
20世纪30年代，鸦片曾在中原地区泛滥成灾，这可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鸦片烟歌得到印证：“鸦片本是外国生，一到中原绝了我的命根。如何好把洋烟吸，一耗精神二费钱，三餐茶饭常欠缺，四季衣衫不周全，五更寒冷少被盖，六亲断缺真可怜！开门七件无来路，单怪八字没遇好时辰。仔细思量无好处，悬梁高挂一条绳。”
烟毒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不亚于战乱和灾荒，难道当时的政府看不到这一点？其实，政府也想管，但因采取的方法不当，结果适得其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针对国民吸食鸦片成风的局面，曾制定了一系列禁烟政策。
国民政府查禁烟毒的主要办法是对其征收高额税款，可征收“鸦片税”的结果是烟毒不仅没有得到抑制，反而达到新的高峰。
当时，地方军阀割据，工商业不景气，鸦片税对国民党各级政府有着特殊的意义；另外，政府开发“特业”，倡导“特货”，使得烟毒更加猖獗。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威信扫地。
之后，随着国民政府权力加强和政令日趋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也意识到烟毒已经到了非禁不可的地步，蒋介石遂于1935年发起了六年禁烟运动，河南省也在此背景下加入这场运动。
2、重典治乱虽有成效，政府难舍利益禁烟终成空
民国时期的烟毒分为烟类、毒类，其主要原料来自鸦片。烟类包括生鸦片、熟鸦片、假土什料、鸦片粉等。
六年禁烟计划是以1935年4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公布的两项禁烟禁毒实施办法为开端。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发出禁烟通令，公布《禁烟实施办法》和《禁毒实施办法》，决定“采分年推进，逐步加紧之一贯之精神，且使地方官长与社会各界打成一片，共同努力于烟毒之扫荡”。
国民政府制定的六年禁烟政策，采用的是分年渐禁的办法，烟民按照烟瘾大小分时段逐渐戒除，故允许地方设置烟膏行店官卖烟土，河南省也是按此执行。
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禁毒实施办法》，1935年至1936年为毒品彻底禁绝期，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一面“广设戒毒所，使吸毒者在第一年内，自动投戒，予以自新”，一面对于自甘堕落、沉溺于吸毒者，加重处罚。1937年，对于吸毒人员一律处死，对于制造贩运毒品者，一概处死。
可最终，因国民政府对禁烟政策的摇摆不定，加之不忍舍弃鸦片给政府带来的高额税收，所以当时仍有不少贩卖烟土的不法商人，禁烟令后来渐渐成为一纸空文。
3、改变民众烟毒认识，李楼村成立戒烟所
民国时期，很多富豪子女把吸大烟看作“极体面、极时髦的事”。当看到吸鸦片导致家破人亡的惨境时，一些民间组织开始推广戒烟活动。
在当时的洛阳曾出现过劝人戒烟的民间组织，李楼戒烟所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1944年，焦勤玉(山东人)云游到洛阳郊区李楼村，宣传戒除烟毒的好处，该村一名大绅士冀汉三热情接待了他。
经过一番详谈，冀汉三得知焦勤玉是个仁人志士，为宣传戒烟，四处奔走。冀汉三就推荐焦勤玉来负责，在李楼村成立了一个戒烟所，名“同善堂”。
同善堂地址选在面积约有1000平方米的海慧庵，内有琉璃瓦房八间，因年久失修，庵内杂草丛生，破烂不堪。
经过一番整修，被人遗弃的海慧庵面貌焕然一新，大门旁挂了“同善堂”的木牌，院内种着许多花卉。大殿里摆放着八仙桌、太师椅，桌上摆着绍兴壶、茶杯，墙上贴着山水画，环境十分清净幽雅，还派有专人在此常年烧茶水，打扫卫生。
4、同善堂广纳“烟民”，入会后相互监督和自律
这个戒烟所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论谁愿意参加，只要开个“捧斋会”(戒烟戒酒会)，跟大家在一起吃顿“斋”饭(自己掏饭钱)，就算参加了。
人参加后，就要不吸烟不喝酒，如果谁中途违规了，就算自动退出，同善堂对这类人也不追究。相反，如果日后退会的人改了，不再抽烟喝酒，还想回到同善堂，同善堂的会友们一点不歧视，拍手欢迎，这叫“犯理不犯道，再去人还要”。
同善堂内一切费用，没有上级拨款，都是由会友们自愿捐赠的，从不硬性摊派。
同善堂成立后，由于符合国情民意，成立后不久，入会的人数就很快发展到一百多，李楼人最多，还有来自老城、平乐、关林等地的，俗话说：“穷不在理，富不在帮。”凡参加同善堂的大都是些有钱人，穷百姓是不沾边的。
这些人除每年参加一两次“捧斋会”外，平日可以随便到同善堂内闲坐聊天，品尝名茶，下下象棋。每天会友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在当时，同善堂成了人们的世外桃源。李楼村有些人平时烟瘾很大，入会后，他们坚持不抽烟不喝酒，经过一段时间，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记者 张喜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