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地位，我们最常听到的描述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然而，您知道它为何是核心，又如何引领了中华文明总进程吗？8月29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著名史前考古学家赵辉接受本报专访，他从二里头文化出现的背景入手，阐述了二里头遗址的历史地位和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意义。
赵辉接受洛阳日报记者专访
关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地位，我们最常听到的描述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然而，您知道它为何是核心，又如何引领了中华文明总进程吗？8月29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著名史前考古学家赵辉接受本报专访，他从二里头文化出现的背景入手，阐述了二里头遗址的历史地位和二里头文化的重要意义。
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赵辉介绍，二里头文化出现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那是一个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古国时代”始于距今5000多年前。那时，受农业文化“安土重迁”特点的影响，中华大地上开始出现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一开始，这些聚落之间没有大的差别，表现出一种平等的“自然状态”。随后，一些聚落受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人口开始增加，实力开始增强，打破了原本各聚落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得一些实力较弱的聚落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服从、隶属于实力较强的聚落。由此，松散的聚落群逐渐成为统一的实体。最后，不同实体之间再次整合，形成一个个古国。
分布在各地的古国，因农业类型不同，文化传统及其沉淀程度不同，以及手工业、大型公共工程、宗教、战争等因素在参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不同，呈现出各具特点的文明化进程。
在从古国向王国的进化过程中，不同的古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赵辉称之为“政治试验”。但是，这些“政治试验”因为一些尚不明确的原因，多以失败而告终。
有趣的是，在“古国时代”中期，中原地区的文化显得较为沉寂，反而是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最有希望“进化”为文明国家。不过，良渚文化在文明化进程的最后阶段，也因某种原因急转直下，快速凋零。
“古国时代”的“最后1分钟”
如果把“古国时代”的年代范围看成1小时，那么二里头文化出现的时间就是“古国时代”的“最后1分钟”。
赵辉介绍，到了“古国时代”晚期，从西北地区传入中原的冶金技术以及驯化的绵羊、山羊，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强势崛起。那时，中原地区存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文化，它们面貌相近，彼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结成了一片巨大的考古学“文化丛林”。
在这片“文化丛林”中，社会动荡整合、分化加剧，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加强。此时，一些文化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而在距今约3800年前，二里头文化从这片“文化丛林”中脱颖而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顺利完成从古国到王国的进化。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政治试验”中采取的策略是广泛吸收周边先进文化的经验，并将冶金技术运用在政治生活而非生产生活上，从而形成了极具自身特点的以青铜爵等酒器、牙璋等玉器为代表的一整套礼乐制度。
至此，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体的王朝”，中华文明从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同时，二里头文化强力向四方扩张、辐射文化影响力，形成了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从青铜爵酒礼器到“爵位”
赵辉介绍，二里头文化对商周乃至后世历代都有深远影响。
比如，在对待周边文化影响时，二里头文化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和策略，广泛吸收周边先进文化的经验，从而形成了一种包容、务实、开放的特质。如今，这种特质依然保留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
此外，二里头遗址整体严整有序的规划，贵族墓葬显示出的墓葬制度，祭祀区域体现的祭祀制度，以青铜礼器群、玉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特殊“重器”为代表的器用制度，都被后世历代所继承和发展。比如，爵原本是二里头文化中的酒礼器，经后世的继承与发展，演变出“爵位”这种表达等级的专用词。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正好就是后来文献记载的夏的重要范围，其最重要代表性遗址就是二里头遗址。可以说，二里头文化是对‘古国时代’的一个总结，也是‘王国时代’的发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赵辉说。（记者 刘嘉仪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