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被学者们称为“华夏第一王都”，自它被发现的61年来，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惊人发现，让中华文明史不断溯源向前。
二里头遗址，被学者们称为“华夏第一王都”，自它被发现的61年来，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中国最早的“紫禁城”、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车辙、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持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惊人发现，让中华文明史不断溯源向前。
关于夏都，您了解多少？考古界为什么要执着地寻找夏都？又如何证明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咱们一起听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的讲述——
寻找夏都，打消疑古学派之“疑”
夏代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先秦时期的许多典籍，如《诗经》《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竹书纪年》《逸周书》《战国策》《世本》等书中，有多处关于夏王朝、夏代史事、夏代都邑和夏商关系、夏商王朝更替的记载。
地下出土的先秦青铜器铭文、竹简资料也可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印证。如西周时期的豳(音bīn)公盨(音xǔ)，春秋早期的秦公簋(guǐ)，春秋时期的叔夷钟，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清华简、上博竹简中都记载了大禹治水、大禹的活动轨迹、夏代的祭祀等内容。而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也在《史记·夏本纪》中则详细记载了夏代的世系和积年。
上世纪20年代，受西方治学方法的影响，疑古学派兴起，对国史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对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了若干疑问，这些打乱了数千年来人们对中华灿烂文明的固有认识。然而，疑古学派本身无法重新建立起新的知识框架，于是，关于夏代的认识问题，落在了考古学家的身上。
徐旭生(资料图)
为打消疑古学派之“疑”，1959年夏，71岁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全面梳理了夏代史料，并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举世闻名的二里头遗址。
艰难探索，“西亳说”“夏都说”曾同时存在
由于当时的材料和认识所限，徐旭生认为，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这一看法影响了学界十几年。
随后，通过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综合研究，中原地区建立起了一个科学的古文化发展序列：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这样就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文化、晚于中原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以及三者间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继承性，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线索。
邹衡(资料图)
1977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考古学界就夏文化研究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掀起了夏文化探索的热潮。诸家观点可大体归纳为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当时流行的、认为中原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前期(一期、二期)为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后期(三期、四期)为早商文化；另一种以北京大学邹衡教授为代表，他经过对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等的梳理，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皆为夏文化。与此相对应，学界提出了二里头遗址“西亳说”或“夏都说”等不同的看法。
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群发掘现场(资料图)
考古支撑，认定二里头遗址为“夏都”
1983年，在距二里头遗址东北约6公里的洛阳市偃师市城西，发现了偃师商城遗址，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大讨论。以往持二里头遗址“西亳说”观点的学者，大都放弃“西亳说”，转而认定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而二里头遗址则为夏代晚期都邑，并将夏商分界时间由二里头文化二期、三期之间改为三期、四期之间，同时认为夏文化的上限早于二里头文化，应包括中原龙山文化的晚期遗存。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夏商文化分界应在二里头文化四期的早段至晚段之间，而四期晚段遗存应为夏遗民文化的观点。这其实是对“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皆为夏文化”观点基本认同前提下所进行的修正。同时，学界也认定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这两座商代城址年代大体为同一时期，二者均为商王朝的早期都邑。
由于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地域、相对的考古学文化年代、碳十四的科学测年数据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相吻合，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但与商文化在陶器种类、城址建筑、墓葬形式和祭祀方式上都存在一定差别，因此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确定了夏代的年代框架，认定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是夏商分界的界标。
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认定，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即二里头文化，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王奕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