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多学科研究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人类自身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还有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如今，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较为清晰地描绘出二里头遗址当时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状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多学科研究涉及年代学、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人类自身以体质人类学为主的研究，还有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和生产行为等。如今，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较为清晰地描绘出二里头遗址当时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状态。
洪水导致古洛河改道，二里头文化兴起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河以南、伊河以北，遗址以东，伊、洛两河汇流形成伊洛河。环境考古学研究发现，二里头文化兴起时，地理状况并非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200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南侧附近的四角楼村南一条人工灌渠中发现了古洪水的沉积遗迹，研究表明，这是一次发生在距今4050年至3800年的异常洪水事件。
“这是场特大洪水，二里头地区成了一片汪洋，只有零星的‘岛屿’凸出于水面之上，给当时生活在这里的龙山时期先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赵海涛说，洪水直接导致了古洛河的决口和改道，使得古洛河在二里头遗址西侧注入伊河，古伊洛河从二里头遗址南侧流过。
这种情形一改二里头遗址先前被两河相夹、地域狭小的封闭状况，让二里头遗址及其以北地区成为一个完整的平原，这片区域北依邙山，南临古伊洛河，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为二里头居民建立居址及发展壮大创造了极好的自然环境。
这场洪水是否与“大禹治水”传说中的洪水是一回事，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洪水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水过去不久，二里头文化开始兴起，中国的青铜时代也由此发端。
二里头人以粟为主食，牲畜宰杀模式体现“产业升级”
目前，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共发现炭化植物种子2万多粒，经鉴定，其中大部分是农作物遗存，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大豆5个种类。
二里头遗址各期土样浮选(将遗址土样放入水中，使较轻的炭化物浮起)结果显示，炭化粟粒在各种炭化农作物中数量最多，出土概率最高；炭化黍粒数量相对少一些，出土概率也不低。可见，当时二里头居民的旱地农业生产实行以粟为主、以黍为辅的种植制度。
炭化稻谷的发现，说明当时二里头人曾在二里头遗址周边种植稻谷，或从其他地区调入稻谷。不过，二里头遗址绝大多数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显示，当时普通居民主要食用以粟为主的碳三类植物，而不是以水稻为主的碳四类植物。因此，专家推测，稻谷可能是专供少数贵族食用的。
赵海涛介绍，饲养包括猪、狗、绵羊、山羊、黄牛在内的家畜是二里头人获取肉类的主要途径。二里头文化从一期至四期，黄牛、绵羊数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可见当时的居民越来越懂得利用草本植物来饲养食草性动物，显示出当时的畜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羊大部分在3岁以前被宰杀，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大多数羊在3岁以后被宰杀，甚至6岁后才被宰杀。这体现出一种“产业升级”——从养羊吃肉到生产羊毛。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兽骨中，有不少被烧焦，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鉴于烧烤时把骨头都烤焦的情况较少，专家分析，当时火烤仍是较普遍的肉类烹饪方法。
先进铸造技术，让二里头文化成为“时代黑马”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人工遗物种类多样，主要包括陶器、铜器、玉器(含绿松石器)、石器、漆木器、纺织品等。
陶器是二里头遗址最常见的人工遗物。它们种类丰富、形制多样，广泛应用于二里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石器一起成为普通人的常用器物。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一些陶器上发现了刻符，有些是动物、器物图案，有些则是由抽象的纵、横线条组成的图案。“这些刻符看起来很像早期的文字，有待进一步研究。”赵海涛说。
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重要人工遗物。研究发现，在二里头文化一期到四期的铜器成分中，纯铜所占比例不断降低，青铜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合金材质中砷、银、铅、锡等元素的含量不断变化，这体现出二里头人冶金技术逐渐迈向成熟。
“更重要的是，二里头人已使用复杂的复合范铸法来铸造青铜礼器，这一先进技术让二里头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赵海涛说，复合范铸法需要规范化的体系来执行，器范的尺寸、形状、纹饰都要相互关联。在青铜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发明出这种将设计与铸造工艺融为一体的成熟体系。
“二里头的青铜礼乐文明，显现了以礼制立国的中原王朝的特质。”赵海涛说，祭祀与宫廷礼仪用的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的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共同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成为后世王朝的典范。（记者 刘嘉仪 文/图）
